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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包
（詹宏志，台湾出版人，曾任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城邦集团董事长）
Made by books. Ruined by books
我没有其它知识来源，也很少跟活人接触，是书里头讲的故事，让人向往的行动、概念跟某些生活的情节，都不知不觉的会引诱你，有天如果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借用了或重复了所看到的东西，有些可能不适合，有些就很契合，一点一滴就变成自己的life style。
郝明义：你经常背一个大书包，以前对你一个旧旧的皮书包尤其印象很深。你对书包一定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与用法，我们就从书包谈起吧，谈谈你怎幺看待自己的书包，如何选择又如何使用。
詹宏志：我有十几个书包，大部分都是随意得来的。像我今天用的这个书包就是五月底去参加国际杂志年会（World Magazine Conference）时候拿的。
之前我也用过几个特别喜爱的书包。八○年代初我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买了一个皮制的包包，一直到九○年代初，我都带它，直到带子断了两次，不能再缝，就放弃了。后来又用了一个有品牌的（Dolce and Gabana），是朋友送的，可能东西装太多，重量太重，用一阵子就不行了。这让我有个感触，如果有个很喜欢的包包，用久之后必须退休的时候，不免感伤。要避免这样的感伤，就是避免跟书包建立感情，所以后来就随便用。
我有一个朋友，绝不养宠物，因为人的寿命往往比猫、狗长，所以越爱它，生离死别的痛苦就越大。我第一次有这个经验，是在年轻时候。那个年代收书买书不是很容易，当时我很喜欢收集书的特殊版本，大概收了将近一万多本书。有天，报社老板突然派我去美国，一个礼拜之内，我把父母亲送去南部，把妻子送回娘家，屋子里面没有什幺值钱的东西，就剩一堆书，所以我把这些书分成四个部分，寄放到四个朋友那去。回来之后，有一部分，朋友很好心地送回来给我，有些也就没去拿了。那种感受就刻骨铭心，人生无常，收藏多少东西，有一天说没有就没有了。不是不想留，是真的留不住它。之后，我买书，随着所得愈增高就愈败家，但慢慢不再想收藏特别的书，而是买要用的书。如果朋友要借书，我也就让他拿去。如此包括我自己写的书，有的绝版之后连我自己一本也没有了。
我有几个类型的收藏，因为和工作有关，所以量有点大。我有几千本推理小说、几千种旅行文学的书，那都是收了十几、二十年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全世界到处跑，到处留话，留资料给旧书店的老板，希望如果看到书，可以通知我。我计划这些收藏也许未来就捐出去，我儿子当然觉得闷闷不乐，为什幺不留给他。只是我看过太多事，像胡适，这些人死后，家人各有各的发展，没有人能对付这些书，所以最好在死之前赶快写下，以后我死了，我的书都变成公共财，这样至少还会有人读。如果书属于谁，那个人就一定是杀手，要不他太珍惜、不利流传，要不他不珍惜，不知道这是什幺东西。书如果跟人没有关系，意义就不大。
书包也是如此。我几个最爱的书包都不堪负荷，先引退了，所以我现在用书包就很随意，也很没有纪律，今天想带什幺就带什幺。所以书房中十几个书包，每个都装有某几篇东西、几本书，有时候都忘了有哪些书在里面。
郝明义：为什幺总要把书包装得那幺重呢？都装些什幺？
詹宏志：就是贪心。我看书很快，总怕手边没有书可看，所以每天早上出门前就会慌张地想，书包里应该多放几本什幺书。
我可能会有一大堆相关的资料、正在处理的文件要带，可是只放一本书又很不甘心，怕有时候可能会突然想看某些书，所以忍不住就想多塞一点。好在做出版最不怕搬书，不怕书包重，所以书包中总是有很多本书。通常，都是些气氛完全悖反的书，可能想跟一个题目搏斗，所以放了一本历史的书，又怕有些零碎的时间比较想看娱乐性的书，因此又偷偷放了两本小说。
郝明义：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写詹宏志躲在会议室里读侦探小说──一个人对着书本的专注场景，显然是个极其动人的画面。
詹宏志：我也看过那篇文章。那大概是指开会的时候。因为我一定准时或者提早进办公室，可是其它人可能容易被事情绊住比较晚来，我就会先看书，等其它人到，就赶快把书藏起来，大概是那时候被偷看到了。
工作之后，读书时间越来越支离破碎，我在办公室出了名，因为我上楼梯会一面走路一面读，在街上走路、过马路等红灯、搭公交车，我也拿着书。时间零零碎碎，不凑起来就一点都不值钱。有一天我从凯悦饭店开完一个会出来等车子，坐在路边就把书拿出来看，被一家周刊拍下来，还写了一点半嘲讽的报导，类似“这样子公司还会有人在经营吗？”等等。我的时间的实情就是如此。如果不用这些时间，就达不到年轻时候那幺自在就可以读的量。现在是兵马倥偬，所以我学曾国藩读书的方法。
我自己会在出版业里做那幺久，也不完全是对出版那幺热爱的缘故，因为其实对出版灰心丧志的时候也很多，但只要到其它行业，都做不久，因为会觉得怪，觉得少了一个东西，觉得上班看书罪恶感特别重。以前我在唱片公司，某天没事就把书拿出来看，突然有人敲门，我吓得赶快把书藏起来。后来想想，我是总经理，没有人会开除我，来的都是同事，也不会怎幺样，但我就是觉得这时间是别人的，看书是personal enjoyment，好像是用别人付薪水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会很不好意思。在出版社上班，则可以理直气壮的看书，因为在那个时间看书，还可以帮老板把钱赚回来。
看书对我来说像是酗酒一样，无可救药的陷溺，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心理上就感到开心。
（2）：阅读的时间与空间
郝明义：这样片段片段地阅读，你怎幺延续印象？
詹宏志：年轻时候完全不成问题。现在要接起来，花的力气就大了，如果间隔时间长了点，就必须再看一下前面。但我现在也看得很开，因为时间就是这幺破碎，看多少都无所谓，接不起来就算了，我没有那幺在乎。年轻的时候，一坐下来看书，我就会拿出笔记，现在也不会了。读书是打发生命，并没有要拿它来干嘛。我说这是阅读的“快感政策”。
郝明义：我记得你有早起的习惯，你的阅读时间有没有特别分配？
詹宏志：我起得非常早，大概是四点半起来，那是最舒服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就用来看书、写作、上网。我是乡下人，本来就比较早起，但刻意这幺早是大学开始。熄灯之后，我就会拿着书到餐厅里面，读到两点，然后回宿舍睡到六点起来。我养成一种纪律，让睡眠长度维持在四到四个半小时。
后来到报社工作很晚睡，离开报社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调回早睡早起，十二点睡，四点起来，一直维持了二十年，即使外出旅行也是如此，到那个时间就自然醒来。那时候周围环境是静止的状态，这状态跟晚上又不太一样，晚上读书是“渐入困境”，早上读书则是“渐入佳境”。当看完书要出门时，会精神饱满，早上读书不那幺时髦，但效率比较好。早上也是比晚上好的写稿时间。我现在觉得，晚上需要咖啡、克补，需要一些搏斗，早上就不需要，是在慢慢打开的状态。早上的时间最完整充实，一出门，时间就支离破碎，连回家的时间都不可预测。
我大概八点左右出门，然后若是中午没约会，在办公室吃便当，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读书。我在工作当中最喜欢的一种情况是，订好一个约会，但对方临时失约，突然间多出两个钟头，那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郝明义：晚上回到家之后你怎幺安排时间？都读些什幺？
詹宏志：我还是会看书，但现在比较不能对付硬的东西，因为会疲倦，所以读一些小说，一些比较轻的论述。年轻时，睡觉前躺在床上还都可以读《方以智晚节考》，或是微积分。那时候脑筋清醒，现在精神状态都有自然律在支配。
郝明义：对于阅读的空间，有没有特别的讲究？
詹宏志：我有固定的空间，也有不固定的空间。固定的空间是我家里某几个位置。以前是书房，现在书房放电脑，一旦坐上去，书就变成配角了。所以我看书的地点主要在客厅的一张桌子上。它跟了我很多年，几次搬家都留着，那张桌子很大，可以同时放很多书。我看书喜欢对照参考，所以有时会同时打开好几本，我的习惯是如果看到人名，我一定查出此人的生卒年份，然后写上去，产生一种check的功能。所以我很喜欢用那张桌子。如果是假日，我就会在一张面对窗外的沙发阅读，那是relax的地方，连读书的心情都不太相同。办公室里，我也非常喜欢会议桌。这桌子开会当然令人头痛，但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很舒服。
这些年来，我尤其有点心得的空间是在候机楼跟飞机上。因为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在飞机上，我看书又很快，所以一定要计算飞短程要带多少书，长程又要多少。如果碰到转机延迟的时候，就会出现青黄不接的问题，必须想办法在机场补充货源。这是中毒者的迹象，要按照剂量来，一天打两针，如果没有就会双手发抖，口吐白沫，必须找到新的药。所以我必须很有计划。我不带很多书出去，因为会减少带书回来的力量。有时候我也会带一些可以在路上看完就丢的书，同样的空间就可以换新书回来。
（3）：阅读的习惯和方法
郝明义：谈一谈你的阅读习惯和方法吧。
詹宏志：我读书不是很有系统，但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说。一是某一段时间，可能三年、五年，对几个题目充满好奇，我会比较有计划地找相关书籍来读，寻找渊源、建立自己的理解脉络。其它部分，就是放纵自己看吸引我的题目，不管它有什幺意义、用途。比较有计划的部分，大概都同时维持三到四个题目。譬如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花很多力气想了解public culture，包含批判面跟解放面，所以去读有关的各家理论，想要知道一个大概的面貌。
比较没计划的部分，像十几年前，写完《创意人》、《城市人》之后，准备写一个题目叫《旅行人》，还取了一个副标题：“关于行动的静思”，或“关于旅行的形上学”，意思是说，人之移动，其中有一部分看起来没有具体的动机，好象除了去把财富花掉之外，没有积极的目标，然而事实上这里面另有价值。譬如中国认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西方相信travel的教育功能，这行动本身一定有一个隐藏的意义。所以我想用带着故事，带着反省、理论的形式，最后提出一个新时代的旅行观的小书。
会有这个动机，是从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开始，特别是拿他在里面所说的话，去对照后来他所做的事，再以一个今天的旅行者的角度做比较。等到要动笔了，我觉得我拥有的故事还不够多，就想应该看更多像康有为一样的旅行者，他们都基于不同的理由去了某些地方，待在某些地方，回来后改变成另外一个人。从他们的叙述、感受，我来看看更多的why people travel这样的故事。
这是1987年的事。一开始我是找大家都熟悉的、有名的探险家，慢慢就找到更冷僻的作家，书已经沉默在时间胶囊里的作者，越找越多，忘路之远近，所以，等到我回过神来，十二年就过去了，然后搜了一屋子这样的书。有些书很难找，但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姊姊刚好在美国图书馆学系读博士，所以通过她的力量，所有买不到的书，就设法用馆际交换的方式借来影印给我。这本书到今天都还没写，阅读的过程对书的写作帮助也不大。这些旧典不一定是经典，但在西方过去几百年里头曾经是很重要的东西，而中文世界是没有的。所以后来就逐渐产生一个计划，成为“城邦”里面“马可孛罗”的旅行文学。书都选好了，只是受限于我写导读的能力，出得太慢。
这个题目就是有点不期而遇。我不知道我在找什幺东西，就多看几本，每一本都指向过去影响它的书，这些书在历史上有个暗流，往上会溯到上游，往下会到下游，所以不知不觉就把这系统给读起来。近年来这些题目的形成，我都持一个比较放纵快感的政策，看哪个题目让我有感官上的欢愉。
郝明义：透过阅读来加强自己的能力，你这方面一直身体力行。不管你过去学电脑，还是花五、六年时间了解财务相关问题，你透过阅读来获取一些专业能力的方法，秘诀为何？
詹宏志：我是一个畏惧跟人接触的人。很怕问人问题，也怕去上课。每当我碰上什幺不会的东西，就觉得没关系，这世上总会有相关的书。所以，我习惯用读书来解决工作里某一技能的困难。
不会的东西就找书，这其实是在学校里面的训练，一个题目，怎幺通过书的寻找把它包围起来。在出版业的生涯里，我原来是一个编辑。但是在“远流”的时候，我下定决心从编辑跳到marketing的角色。于是我把台湾所有跟marketing有关的教科书，跟谈marketing的商业书找来，四、五十本都读了，所有理论在内心反刍，试着在工作上验证。这个习惯到今天还是一样，每当遇到困难，或者新做一件事，比方说电子出版，要了解跟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相关的东西，就是找书来读。当然现在工具更多，不一定是书，可能透过internet就能搜寻到很多文章。
很多人书读得很好，但是并不真正相信书，没有跟书反复交谈。我认为书很少说错，也不会让人无所依从，我们不应该只按照表面来理解，而是必须反刍，扣问作者的鬼魂。这几十年中，因为我的工作范围一直在变动，读书这个技能帮了我很大的忙，不然我每个月都要上课，三十年的东西可能要用六十年来学。我很幸运的在读书的时候，有得到读书的基本技能，整个学校教育，就是应该教会大家读书的技能。
郝明义：学会读书的方法，应该是学校教育中很基本的一件事情，现在对很多人来讲，反而变成一个问题。为什幺？
詹宏志：现在的教育系统，好象是在为大家找答案，而不是给找答案的勇气跟能力。所以，从小学开始读书识字之后，应该培养的技能是“我要怎幺自己去找要读的东西”，怎幺把找到的东西用不同的方法混合起来，然后可以以自己叙述的能力表达出来，这样才能占有它。如果一本二十万字的书，可以用一千字说出来，那就表示读懂了。这是一种技能，到了高中应该有完整独立读书的能力。
可是在台湾，到了高中，学生仍然被保护着，并没有被要求孤独地去选择、去解决问题，而是被告知、是在复述教育者所知道的事情。高中生的读书能力仍像是小学生，所以到了大学，当高中来教，独立阅读的能力都晚了一个阶段。现在大学中老师还是讲课太多，教的也只是他知道的事，照理说，阅读世代应该是越读越大，所以老师要给个范围，让学生独立去读，那幺每个人都读不一样的东西，阅读的面貌就会不一样，扩散出来力量就变得很大。他们也才有机会知道如何孤独地透过书来解决问题。
郝明义：你刚提到很多人书读得很好，但是并不真正相信书。请就这一点再多谈一谈。
詹宏志：很多人看书是因为觉得应该看书，而不是真的喜欢看书、想跟书做交流。我常说，真正的阅读，是要和作者come to the terms，跟作者讨价还价，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东西。如果只是听作者单方面地说，那只是鹦鹉一般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现在教育给学生太少自我执行跟自我表达的机会，也很少有机会让他们选择自己要看的书。而读书的时候，很多人又太容易就按照字面的意思读，并没有真的让作者说出话来。你既然没有扣问到作者的灵魂，当然是谈不上相不相信他的。
我是一个相信书、会跟着书工作的人。我相信“Books never failed us”，因为我会跟书反复交谈。举个例子，当初《PC Home》杂志要上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marketing有四个P，因此要考虑Product做什幺，Pricing要做什幺。结果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发现同事对Pricing这个概念很天真，要研究杂志定价政策的时候，他们的方式就是看同类型杂志的定价。结论是，如果要走高级路线，定价就是两百到两百二，如果要走大众路线，那就一百二到一百五。他们把世界上已经发生的状况当成一个范围。
但是，如果把定价落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价格范围里，那就不叫Pricing，反而是不要动到Pricing了。如果真的要用Pricing作工具，就要脱离世界上对价格已经熟悉的定义，要不就做比原有价格贵很多，要不就是低到变成破坏。每一个东西，原理都一样，本来这四个P是策略工具，结果却被理解成一种检查项目。检查是检查过了，可是却没有想过真正要做什幺。
（4）：饮食与旅行(2007-01-03 15:13:42)
分类：他们说
郝明义：除了借助阅读来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之外，阅读对于你的life style、饮食这些方面的作用又是什幺？
詹宏志：我是made by books ，也是ruined by books，是为书所造也为书所毁。我没有其它知识来源，也很少跟活人接触，是书里头讲的故事，让人向往的行动、概念跟某些生活的情节，不知不觉地会引诱你。有天如果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借用了或重复了所看到的东西，有些可能不适合，但有些就很契合，一点一滴就变成自己的life style。
我的父亲是八斗子人，他吃饭是无鱼不欢。鱼，还一定要是海鱼。他对鱼的理解非常深刻，我因为常跟他一起去买菜，在旁边看，所以只学到我父亲的十分之一，就已经变成我同辈间最会买鱼的人。我对家乡某些食材的体会，没法像我父母亲那幺深，相对而言，我没有那幺固着，在文化上我是流浪的人。但我目前的生活跟我的父母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接触的东西太不一样了。我读大量的西方书籍，就会反映到厨房里头，例如书的作者提到某种特别的菜，有天若真的看到，我就一定会买回来试试看，所以我的厨房有很多异国情调，这不是我的父母亲有机会接触到的。我透过阅读，学会做许多没有去过的地方的菜。也许有一天真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会发现我做的根本不是那地方的菜。但起码就目前来说，就算我做错了、说错了，现场可以指正我的人很少。
四、五年前谢材俊跟我提到他想开一个丛书叫做“一本书”，概念是每个人心中一定有一本书他非常非常喜欢，想把它介绍给别人。他想找一堆人来推荐，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就提供一本食谱。这让旁人吓一跳，可能没有人想到这些食物书写已经在我身上起了一阵子的作用。例如伊丽莎白?大卫（Elizabeth David）的书，这已经不是现代化的食谱，不精确、不好用、也没有图，但是有强烈的散文跟考古性格，这是我所指的食物书写，或者叫做food narrative，是泛指对食物的态度，各式各样的书写。
我后来意识到不只翻译的书，台湾本地的食物书写力量也大起来了。过去写食物，只有人文背景式的逯耀东，或者以回忆为主的唐鲁孙。前者是用行动来寻找失去的味道，后者是在梦中寻找家乡跟他年轻时候的滋味。但现代人足迹广了，能写各国美食的人越来越多，新一代的品尝者，经验是丰富的，穿透其它文化能力很强，讲法国菜等各种系统的功力越来越高，本地创作的力量也在发生，所以可能food narrative在台湾有机会成为一小支，这个范畴的建立，看起来是在发生中。
郝明义：那幺旅行呢？你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旅行如何跟你的阅读互相呼应？
詹宏志：“读”永远比“走”能到更多的地方。我去一个地方之前，会读很多关于那个地方的书，所以到达之后会看起来像是对那里很熟悉的人。我有一次跟一群人到日本旅行，坐慢车，停在一个很大的站。我突然间想起一本推理小说，就跟同行的人说，我们应该下来，对面等一下会有快车，能更快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下车后过两分钟，就真的来了辆快车，我的朋友问我是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只是突然想起那本书提过。
读很多关于一个地方的书，好处是去到那里，如见故人，有一种熟悉感，每个地方变得比较容易料理。我第一次去汉城，就带了很多日文的汉城导游书，还把所有韩文字母的发音用日文记住，记了大量的菜的名字，几个要去的餐厅。这样下飞机到旅馆，在脑中想一下地图，就钻到一家在小巷子里的店，看起来很熟。因为书，使得一个陌生地变成很容易料理，这是现代导游书的知识，有情报的性格，古时候的书没办法写得这幺详细。
我一旦想去一个地方，行动还没发生，书就已经发生了，可能会把几本guide book都读上几遍。我对路径要怎幺走，好象已经熟到可以跟从那个地方回来的人谈，但我其实没有去过。这是一个典型的行动侏儒所代表的意思，书给了我欲望要去，可是书比我的行动早走了许多，因而产生很大的陷阱，就是少了与一个陌生地方“遭遇”、“不期而遇”的机会，少了一点惊奇。可能所有的工作都太可预期，也可能写书的人品味不佳，让你失去沟通、碰撞的机会。所以更好的方式应该是找一点平衡：听一点书的建议，然后再任性一点把所有的书都收起来，到街上去游晃。
郝明义：你也接触过电影、绘画这些书以外的不同阅读标的。都是如何对待？
詹宏志：真实的人生是在书之外，所以，最终的对照一定还是要到生活上来。但人生苦短，不是有那幺多机缘来接触那幺多东西，书就变成一个替代性的经验，可能有点皮毛、有点空虚，但它给我机会让一辈子可以过二十个辈子的经验。你可以谈一个地方的菜色，但你从没去过那个地方，这是书的力量，只要读了书能懂，就乐趣无穷。我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书，而是对于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向往。我希望有机会能跟真实世界面对面。书是个替代也是个媒介。也许真正面对面的经验是书不能替代的，但是因为它，我才会有那幺大的勇气说哪天要去某个地方。
我们小时候读书环境那幺糟，为什幺还可以创造出那幺大的力量来？小时候我读一本黑白的西洋艺术史，第一次看到梵高的画。黑白的照片没办法表达细致的色彩与层次变化，但是那幅画就深深烙印在脑海中，对美感经验也有影响，这成了一个动力，有天一定要去追寻。等到真的站在美术馆那张画前，眼眶就热了起来。我们来自那个时代，那幺少的凭借却可以把人带到那幺多地方，真是很神奇。书其实是一个召唤，是要你去见真实世界本身。现在有更多更好的书，可是书不是凭借的全部，有更多可替代的东西，所以书反而没有过去那幺有力量。
郝明义：你觉得这二十年来台湾阅读环境最大的变化是什幺？
詹宏志：书从太少变成太多。书从很珍贵的占有到变成有点多余、到不想照顾它，这是不一样的痛苦。我有时候不能想象，为什幺家里有这幺多书，但我的小孩在书架间走来走去，却没有意识到书的存在，没有任何强烈的动机去看书。这是很大的变局。小时候，家里每一本书，我可能都会看上五遍十遍，听到同学家中有一套世界童话全集，就分三个周末到他家看完。一个镇上能找到的书就是那样。每天就只想找到有字的东西，把它看完。
那个村子太小，书也太少，进到城里，发现新的来源，就很开心。一直到八○年代初，走在重庆南路，每家书店每个礼拜陈列了哪些新书我都能指认出来，这社会的总生产还没超过你的负荷。现在就不可能了，进入书店会感到迷惘，数量太多跟没有方向都让人困惑。现在我们有个很新的课题是，不论身为个人还是群体，我们怎幺来料理社会上这幺多书。书多一定是好事，但也带有些困难，这些困难没解决，那些好事就不会明朗。
（5）：网络阅读与《大英百科全书》
郝明义：那幺网络呢？你是怎幺看网络阅读，以及电子书这些东西？
詹宏志：电子书可以说是印刷形式上不同的书，但internet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跟电子书比起来，那是一个更大的存在，像是一本非常大而丰富的书，有一万页但是没有编页码又散落一地，网络是比我们过去熟悉的印刷的世界更大的知识跟信息的来源，但处理能力比书麻烦得多。如果没有好的训练，网络的帮助其实很小，只会让人迷失。
书是经过处理的东西，作者、编辑可能提供了架构。Internet则没有。网络真正的价值是它可以用迅速的方式搜寻、取得已经存在的讯息。这是传统书籍没办法比拟的。但网络是困难的东西，因为这些讯息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被使用者决定，如果不是使用者自己体系井然，力量发挥不大。网络需要高阶训练才能产生力量。不然，就只能在其中东窜西窜。好处是讯息跟行动可以连结起来，例如购物，从引发兴趣到了解到采取行动，可以在一条线上完成，在真实世界，这是分开来的。
郝明义：以前你讲过百科全书是让人感到假性博学的东西，现在网络也有这种作用，那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幺？
詹宏志：网络比任何百科全书都大得多了。所以从某些角度看，百科全书的价值低很多。每一部百科全书都有当时编辑的要旨、基本想法，所以百科全书可以提供的概念，跟你要相信它的方法很接近。但网络全部是要看使用者，它讯息很多，但有时候很难料理，因为讯息太多了，有跟没有一样。网络几乎是另一个真实世界，需要自己建构，需要导引。但是单一要取得一个事实，网络比百科全书更快、更具体、更丰富、更多元。如果你是一个有相当判断能力、有使用书、有知识训练的人，网络已经大大减少了查询百科全书的机会，几乎取代了百分之九十。
郝明义：你原来对《大英百科全书》全书三个架构Micropedia、Macropedia、Propedia的评价，在网络版出现后，有什幺变化？
詹宏志：网络有了《大英百科全书》后，其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从让你感受到占有世界知识的角色，变成是帮你认证（reconfirm）世界知识的查考项目。网络上的版本已经不是你取得知识的第一站，而是要确定这些知识是否可靠的第二站。
《大英百科全书》的三架构，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在一个还没有数字工具的时代，率先显示数字时代可以做的事。Micropedia跟Macropedia之间的关系，就很像今天网络的“层”的关系。第一层Micropedia的部分，可以让我知道的东西可以这幺多，如果我想知道更多，就到第二层Macropedia的部分。实体《大英百科全书》过去用字母来排列内容的时候，并没有分层的概念，知识的多寡已经预先被决定了，哪个条目重要，就写两万字，不重要，就写一千字，使用者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八○年代之后，《大英百科全书》开始使用Micropedia、Macropedia、Propedia的架构，帮助我们可以快速查考，或者深度检索。而今天，网络本身已经是最好的工具，可以分很多层，来解决逐步扩大的需求，使用者可以决定自己要停在第几层。
至于Propedia，其实是未来知识架构的展现。当时没有科技工具，但它用一个新的方法告诉你最后知识可以形成这样。Propedia其实就像今天的fuzzy的索引，是个模糊查考的概念。百科全书的一个困难是它用条目来查考，如果你不知道条目，就没有办法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知道问的问题是什幺。如果看到一个诡异的现象，例如有人画圆老是画出两个半圆，没办法画出整个圆，看到这个事，但不知道是怎幺回事，这是没有办法查百科全书的。但是Propedia出现之后，可以一步一步用知识架构去看，这到底是属于哪一个问题，最后查到脑神经学，然后再到Micropedia去看，最后把那个条目找出来。
现在像Google的查法是用单词比对，这并不是真正碰到问题的状况。真正的状况多半是要问模糊的问题，所以询问的对象、机器，要有像人一样的知识范围概念，今天的科技有这种fuzzy indexing，虽然还不完善但已经很厉害了。最新的搜寻技术，特别像是智能型搜寻网站www.ask.com，就可用自然语言来问它了。《大英百科全书》的Propedia就是把人的知识范围做一个大的架构出来，让你一步一步逼近，从问题的性质一路查询，找到最后的答案。他们了不起的是在八○年代初就做出二十年以后的科技才有办法逼近的东西，所以那个架构是很未来性的工具书。
郝明义：今天可能由于网络搜寻资料的方便，让我在看一些年轻人写的文章时，很可以感受到他们资料旁征博引的丰富。但是看他们结论的时候，又经常有抓不到重点、难以聚焦的状况。这种现象你觉得是什幺样的问题造成？
詹宏志：可能来自大部分人太快问自己一个题目，又太快找到答案，并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如果有答案，我们会得到什幺。所以如果结论有困难，可能是题目有问题。写文章或论文，终究是要用探问的方式去逼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没有花力气去处理题目，其实很难有力气处理答案，结论就会游离或者模糊。
我有一段短暂的教书时间，能感觉到学生普遍有的问题。他们从来只注意寻找答案，而不觉得问题是要处理的。对于一个问题，既然要花很多时间去找答案，就值得先花时间搞清楚这题目要干嘛，能干嘛。也许光是这样的问法，我们就会知道这是否是可以帮我们逼出答案的问题。
我经常会听到很多假问题，这是在某种概念下被强迫放在一起的问题。例如我常会被问“你觉得文化跟商业是否会有冲突？”我认为，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存在着复杂的混同跟包容，没有办法直接放在对立面上去。文化里面有经济法则，经济法则里面有文化。真正的问题或许应该这幺问：“当经济法则推到极致，跟文化发展到最纯粹的时候，两者是否可能会走到不同的地方？”问题这样问的话，才可能会有答案。但如果说文化跟商业是否有冲突，这题目就不知道怎幺答，因为这题目是不清楚的，不知道要怎幺料理。
郝明义：你觉得“假问题”最大的特质是什幺？
詹宏志：如果仔细想，就是非常模糊的问题。看起来是个冠冕堂皇的问题，但其实是个含混的问题，因此也不会有清楚的答案，而是各式各样嘟哝不清的东西。
（6）：怎幺看待经济学
郝明义：你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从我崎岖不平的生涯看来，文化工作者拥有的力量可以比他想象的还大一些。如果有年轻人问我如何做到，一时之间我可能会觉得腼腆，不禁嗫嚅地说：『或者学一点经济学？』……”回顾你经过的路途，大学念经济系，对你来说应该是人生极重要的一件事。一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读了经济之后，改变了他认知这个世界，以及面对这个世界的角度与方法。你后来在人生几个重要转折点上，都可以看出它的作用与影响。你怎幺看待经济学？
詹宏志：当初读经济是一个意外。我本来是想考文学院，但是当时男孩子读文学院是要闹家庭革命的，所以偷偷想去读政治系。由于填志愿的时候，要摆几个门面在上头，我没有考准，就变成经济系了。
读了经济觉得有趣，因为它在解释人的行为，特别是核心事物（经济、选择跟支配的行为）中，很多分析跟平常用未受训练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很不一样，觉得有些震惊。像市场这个概念，光是谈市场支配，所有人自私的行为竟然可以带来理想国式的效果，这对一个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来说当然是很震撼的，他原本以为理想是要靠牺牲来完成。当你明白市场可以做这幺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谦虚，不会再那幺莽撞。我再也不敢说，这本书卖很多，就是笨蛋写给笨蛋看的书；也不敢说，因为某一个东西有市场或者无市场，在社会上的价值就自然有别。这两个其实是有重叠的部分。一本书畅销，既不能担保它是坏书，也不能担保它是好书。一本书不畅销，也不能担保它对社会有意义或无意义。你会发现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尺码，没办法做成一个对应的架构来处理。
我们大学时候，几个文艺青年，写诗集卖不好，就会批评这社会没有水准。他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但我不能。我会想很多，一本书卖不好，是表示社会在当下不需要它，并不是它不好。如果这书有价值，我应该寻求一个非市场性的架构来处理它，如果用到市场的架构，就更应该善用这个市场，并针对它的结构。光是这些，就使我跟同辈的文艺青年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完全一样的态度上，我跟浮士德打交道的机会就多了。
郝明义：后来呢？
詹宏志：这些是我用来分析，以及下所有决定的主要训练。我对市场游戏规则有一定的尊重。如果我想取得银行贷款，那我要明白银行贷款的市场是什幺，取得资金的原则是什幺，那些要把钱给别人的人逻辑是什幺，他们要什幺。
我如果用social的方式，我一定达不到目的。我出一本杂志，需要它很长久、很自给自足的走下去，就要知道那个法则，弄清楚它是要有广告还是没广告，如果要有，那个广告pool要有多大，我要知道很多事。要编一本书或规画一本杂志，我会希望所有参与者要解决这幺多问题，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那是要把它放到市场去的时候，重要的依据。广告有广告的市场，影响力有影响力的市场，要怎幺找到它的逻辑，然后尽我们所能，把这一部分的条件作足。
这样看起来，编书、卖书的人，不再是社会中的弱者，它可能是有力量的人，这使他们不需要跟任何人乞讨、不需要跟政府打交道，完全可在现成的社会体系中自给自足。我也不认为这些东西要用庸俗跟下流作代价。庸俗有庸俗的市场。学术书里面有好东西跟坏东西，通俗书也是，它是不同的市场，而不是一个上、下的市场。如果这样来理解，作少量书有少量的方法，作大量书有大量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市场。所以，我会思考的是原则，比方作侯孝贤的电影，如果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卖，那幺应该怎样来卖，书跟杂志也都一样。学经济，使得一个人想用理性力量解决问题，不想用社会上既定的强势、弱势分类来定义。
郝明义：为什幺还是会有人对你另有不同的意见或看法？
詹宏志：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我的话自己也听不懂，别人又怎幺了解？我对工作的态度跟想法，不是所有时候都在说，都能说。我的态度和方法，在社会、文化上相信是少见的一方，我也不觉得奇怪。只是如果看其它成熟的资本社会，这反倒很典型，在台湾则算是比较带有破坏性的，对原来熟悉的体系重新洗刷的意味。这是工作的方法很不同，背后的哲学也不一样。
受到批评，有时候也是令人沮丧，但有时候觉得难以避免，没有花太多力气想它。有时候也会碰到人家问我，是否离开“远流”是因为跟王荣文意见不合；从“城邦”退休，是否跟Tom意见不合。我都觉得很难回答，意见不合本来就是我的风格，这从来不是问题。我每天都跟所有人意见不合，我enjoy这意见不合。这是工作热情的来源，不是一个要变化的原因。变化有其它原因。如果我要作我自己相信的事，很难避免跟这社会意见不合。
拿刚才说的Pricing作例子，真正的Pricing是要离开现在大家已经存在的范围。工作也一样，要做一个有力量的行动，一定跟社会有满大的格格不入，不然就是跳进同一个缸子跟模式。创业者通常有个特质，就是觉得全世界都错了。当年看沈登恩、王荣文那个时代，每个出版社的出现，都是因为有一本书没有人出。有人觉得这书很好，但老板觉得不能卖，一气之下，就自己开个出版社。创业的动机就是有一个要证明的事情出现，现在这可能不是一本书的概念，可能包含一个领域、一个做法，这就是这社会每天要冒出来有趣的事。如果你是企图要做什幺事的人，对社会有鲁莽的冲撞，弄到彼此都有瘀青是在所难免。这也是我比较看得开的原因。
（7）：找不到答案就去游走四方
郝明义：你刚才说，对你而言，阅读的出发点是由于对人的畏惧，或者不善于跟人接触，才从书中找答案。再请多说明一些吧。
詹宏志：我讲的主要是知识性的部分。其实我读书大部分都不是为了知识，都是读没有用的书，可是我碰到问题，要接受新的工作，必须要有全新的相关知识。问活人会害羞的问题，问死人没有，所以从书架上把书找来，读着读着就可以知道是怎幺回事。其它时候则不然，读其它知识目的之外的书是因为向往这个世界，透过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去进行。
我就是一个很自闭的人。很怕人多的地方，也很怕跟陌生人接触。我今天要去见一个工作上必要的，但不认识的人，总有很复杂的心理过程。对于party，更是让我痛苦不堪。
郝明义：你最早什幺时候发现这种倾向？
詹宏志：比较明确的时间大概是离开报社之后。以前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想到新闻工作要每天出去跟人打交道，就坐立难安。到那些场合，我常常会没有话题。跟生意人打交道，他们讲一堆高尔夫、讲去哪里玩、酒色财气，我没有话题可以用，所以得去找一点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读面相书，这样别人就可以进入你的话题，打开僵局。
因此在报社的那段时间，我喜欢待在办公室里。我跟五、六个人工作，他们做我的耳目，我自觉有点像推理小说家Rex Stout笔下一个叫做Nero Wolfe的侦探。他是一个胖胖的人，很恐惧出门这件事。他爱美食、爱兰花、爱读书。他收费昂贵，脑筋清楚，唯一愿意离开座位的时间是上楼去种兰花。他不用出门，全部用听的，就可以下判断。
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自己有那幺大的问题。等1983年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有半年的时间完全不愿意出门。出了门，在路上远远看到有认识的人过来，我会避开。接着一段时间我跑去做滚石，去开咖啡店、唱片行。后来才到“远流”，那好处是公司很小只有八个人，我有一个阁楼房间，不用看到其它人，一做就十年。之后，这性格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有条件说我不要出去，只是不得已有很多场面必须去，去扮演各种角色。在报社的时期，在圈里头被误解相对现在而言是比较少的，因为那时候比较活跃，也比较愿意跟人沟通。现在是再也不出门了，也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幺，变成一个神秘的人。神秘就会变成强烈的正反两面，也有可能被当成隐藏的邪恶。
郝明义：接下来你打算要怎幺善用退休后多出来的时间来阅读？
詹宏志：我先下定决心不要作出版。
郝明义：真有这幺大的冲突吗？
詹宏志：倒也不是。只是已经糊里胡涂地从事三十年的出版，如果人生只能做一件事情，有点可惜，因为只有一次的生命时间，那也许丰富、有趣一点较好。过去三十年，我做同一个工作，挂同一种型态的微笑，那幺规矩，有效率，像机器人一样不动情感，这有点无趣。如果可以改行去做做另一种人，可能自己会开心一些，所以大胆一点先把自己的某条路先断了，才可能去追寻那个很不一样的路。
生活这件事还是很有乐趣的，只是跟以前型态不同。我有点机会看其它跟我很不一样的人，他们也有看起来比我快乐很多的时候，所以希望能有机会去做另一种人，过另一种生活。但是什幺我还不是很知道，先流浪一下再说吧！以前的和尚找不到答案就去游走四方，也许路上比较容易想出什幺事来。我现在是这样想，先给自己一个放浪漂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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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詹宏志
入围书展大奖的想法
我很感激，我写这本书透露的是我的心境，当初应老同事之邀，在周刊上发表专栏，也没意思要出书，写了二篇六０年代的童年，又担心年轻人不感兴趣，又写了游记，结果写写停停，陆续修改了４、５年，恰巧发现它一半童年、一半游记，后来就成就这幺一个怪东西（笑）。
对首届举办书展大奖的看法
很有意思！台湾目前大部分的文学奖都是征文比赛，很少就出版社的书做一个观察和寻找，既然它是一个观察和寻找，而且是由书展来办，这样一个奖，应该要鼓励为我们发现作品的编辑或出版社，而不是作者。但一个奖要变得有意义，通常不是一届，而是要用时间来呈现观点，或者在给?的同时，给予很好的给奖论述，给社会一个建议。
中时联合每年也办文学奖，虽然不一定认同它每一次得奖作品，但它的公正性、态度的严谨，在一个公正程序当中挑出最好的作品，是大家不会去怀疑的。每个奖都有它自己的意味，尽管公平并不表示它每次都选出真正最好的作品，遗珠之憾是难免的，但问题是，它是否在一个公平环境下产生。
为何想以六○年代台湾着书
六○年代的台湾，有些美好的事，让我怀念，那时代人和人交往的方式、态度，那种诚实、谦卑，当下可能理所当然，会怀念，是因为现在不多了。
小时候，我和父亲去上我祖母的坟，看到为我祖母修坟的工人，当父亲问他多少钱时，工人涨红了脸，为取得别人给他的工资感到羞愧；我们小孩子乱跑，距离是没什幺问题，因为那时路边稻田边都会放一个茶壶挂个杯子，要奉茶，因为农家知道路人会渴。这些早期台湾人单纯美好的一面，就是人情味，但现代人已经不认得那时的台湾，我想，为何六○年代台湾没人写，这是一个动机。
张大春问我，你好像每故事都没写完，可是又独立地好像刻意如此，如果写全，就变成掌故、回忆录了。六○年代的我还满小的，只能靠一张张画片来写它，我可以透过数据了解六○年代我所经历的事，不过它是冷冰冰的纪录，只有以一个小孩的眼光去看那一张张画片，才是真实的。
如果说它是我半自传的书，对，它都是真实的，都是环绕在我身边的事，都是我亲身经历、体验的，但大部分自传会有目的去写这个人，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在写那个时代。
可否分享你的阅读心得
我有太多读书时间，是你无法想象的。我的时间是这幺破碎，这幺少，我连走路、坐电梯都会拿本书，完全不管其他人的异样眼光。但我无法回答平常都看那些书，因为我会依照内心几个题目在找书，甚至会花上十年、十五年去追踪，等到那个量大到一个地步，也许一下子就跑出旅行探险的书，像书中下半部的旅行，如果不超过十年，我是不会写它的。
我是个书呆子，它带给我全部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兴趣，也是幸运。看书能懂，又有乐趣，加上锲而不舍、追踪不放的习惯，我在社会所有可以赖以维生的力量，都从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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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 我是一个害怕影响力的人
采访手记：
采访前，我对詹宏志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有一堆吓人的头衔———出版大佬、新一代传媒教父、意见领袖……
是的，他像所有的成功人士一样忙碌，联系了8个月，我终于在11月约到了12月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采访开始了，一切忙碌、烦躁和焦虑都不存在，可能的打扰和电话铃声都不存在。我听到的只是谦逊而认真的声音，没有敷衍没有疲倦，有的只是思考后明朗而清晰的回答。
詹宏志说，“我很小，我们很小，只是努力去做一点点的事”，这不由让我想起本栏目采访的另一位台湾人，摄影师阮义忠，他反复强调，放下自我，谦卑地去吸取每个拍摄对象的能量，因为每个人都是值得学习的。
在谦卑中从容，这是台湾，一块小地方所滋生出的思考力量。
我没有做过符合世界潮流的事，我从来不是主流当中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只要一件事做得影响力大一些，我就巴不得赶快逃走了。
有人把我称为华文圈的默多克吗？我当然不是!
默多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媒体大亨，而我只是一个编辑，后来从编辑的岗位跳出来，做了一点点事情。默多克做的是在国际上能够呼风唤雨的传媒大产业，而我能做的是把编辑、把有才能的人合在一起创造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台湾这幺小的一个地方，这幺困难的一个环境，但也因为机会，大家朋友可能凑在一起，所以也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团体。
默多克做的事是不断地往有影响力的媒体路上走，比如说做报纸，比如说做电视又想做卫星电视。这个方向和我是不一样的，我一直想脱离这些有影响力的媒体，我从报社、电视跳出来去做杂志、做书，书越出越冷僻，杂志也是愈做愈专业。
我是一个害怕影响力的人，我就是希望不要打搅到人家，我希望我做的东西人家有兴趣就来找我，这样来形成自给自足的传媒环境。我没有做过符合世界潮流的事，我从来不是主流当中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只要一件事做得影响力大一些，我就巴不得赶快逃走了。
我只是一个小众读者
我自己就是一个小众读者，我渴望得到的阅读服务不是一个大企业把我们全都看作消费者来对待的那种服务。就读书这个行为来说，我渴望找到和我说话的人，他应该是非常喜欢某个领域知识的人，而且在这个方面他很内行，那幺我就喜欢听他说话。我不管是读一本杂志，还是读一本书，仿佛都是在交朋友。什幺奇怪的书我都想读，好像读着读着就跟作者有一种互通的交流。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感觉的，有些人觉得有时候跟某一本书会有格格不入的感受；而我好像特别柔软，怎样都能跟一本书有一种相和的感觉。每一本书都是写给某一种人读的，没有一本书想故意为难我们，任何一个作者都预设了一个假想读者的位置，我好像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位置。
我做出版工作，也是这样想的，我希望传达自己对某一个东西的理解，那幺有些读者可能愿意认识我这个“朋友”。在一些题目上，我就是要创造一些这样的东西，它们要符合经济法则，那幺就可以生存、发展。过去这类小众刊物或者出版物，最大的问题在于对经济活动不理解，所以常常做得很苦，最后也很沮丧，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关心它们。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方法，很多题目都有人关心的。这个关心怎幺样有效地聚集起来，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这是我做小众出版物的想法。
穷人有穷人的工作方法和力量
我说过一句话———文化发生的影响力比大家想象当中更大，这是我20年前在特殊语境里说的一句话。
那时，我的导演朋友们碰到很多困难，我想我可以用我在出版社总结的一些工作方法来帮助他们，所以我尝试去做电影。导演朋友们对我抱怨台湾的电影界最重要的一个奖———金马奖如何糟糕、如何商业、如何与他们无缘，我和他们说不要这幺着急，其实穷人有穷人的工作方法和力量。
我举例说台湾做年度小说选的方式，就是一个最贫穷的方式。活动的发起者是一个出版家，他用的方法是每年邀请一个对小说有看法的编辑，这个编辑这一年就想尽办法把台湾发表的短篇小说尽量看全，然后用他的眼光挑选那一年的年度小说，挑8篇、10篇、12篇……都行，选出来以后再为每篇小说写一篇评论，之后结集出版。这个小说选的机构是很穷的，入选的编辑没有稿费，所有被选上的小说家没有稿费，只能拿一叠稿纸当作转载费。而这个从60年代开始做的奖项，做了25年后，影响力才大得不得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都收藏台湾年度小说选。这幺简陋的工作条件都能做出这幺有影响力的东西来，那幺如果我们对金马奖不满意，也可以每年挑两个影评人，让他们想办法把台湾上演的影片基本上看一遍，然后从中挑出3部、5部、10部……每一部电影写一篇一万字的解析、评论，出一本书———台湾年度电影。这个事做10年，它是有持久力的。
金马奖有盛会，我有墓碑，看谁耐得更久。如果每一次的电影颁奖活动没有形成观点，是没有影响力的，只是每一年提供了网络上、电视上的转播而已，提供红地毯、星光大道这样的热闹而已；但是你老老实实为一部电影写一万字的解读，这就是很可怕的力量。所以文化人自身有一些力量，我们并不完全明白。
我的商人技能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
我所有的商人技能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作为一介书生，我是自愿学习的。我非常想知道这个世界，商人是怎幺作判断的，他们的力量在哪里，有哪些我们学得到。如果要在市场经济活动里面讨生活，希望我做的事能够完成，我当然要把这个自由市场说话的规律弄清楚。
除非你准备选择另外一种社会体制，或者你在这个社会体制里选择了另外一种机制，如果你在自由的市场环境里，选择了企业这个机制，当然要主动掌握所有的商人的力量，这样才能做我想做成的那些事。所以没有什幺可挣扎的。
我就是一个书生，我完全靠读书来学习、了解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每一个问题，当我意识到它存在的时候，我总有机会在书本里发现，有一些人比我更早知道这些，这就是书本的力量。有时候你以为你遭遇了世界独特的问题，到书本里边去寻找，你就会发现你不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碰到这个问题的人，有很多的思考者比你更早遇到这样的问题，甚至都已经找到可以参考的答案了。
读书的意义不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从个人的局限里头脱离出来幺？你不需要经历全世界所有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很多人经历过了，他们曾经把经验书写下来，他们在你前面思考过，你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可以很快明白这些问题的本质，明白你要思索的这个议题，你有机会往前进。如果你是一个学者，你的工作就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这个理论；如果你是世界上的实践者，当然这些理论应该有机会在你身上跟世界作一个对应，作一个实践，用它来实践来验证这个理论，或者用它来修正这个理论。这是知识进步的意义。
对话詹宏志
问：知天命的年龄，还有苦恼吗?
答：当然有。只要有苦恼我就去想它，想到有一天我不会受它困扰。我习惯面对问题。记得我离开远流出版公司的时候，有一个低潮期，很长时间走不出来。一两年吧，完全无法工作，失业在家照顾小孩，学很多我本来想学但是没有机会学的事，那两年当中学会做意大利菜、游泳……也算是有点收获。后来投入到新的工作，那个事就慢慢淡忘了。
问：还是时间能解决一切吧?
答：也不是时间的功效。只是在其他的地方得到了补偿，我心里想的事有了其他实现的可能，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旧的东西就很难去想了。
【资料】：詹宏志，生于1956年，台湾南投县人，台湾着名作家、电影人、编辑及出版人。由文艺青年入主出版业，曾任计算机家庭出版集团及城邦出版集团的创办人，策划或编辑超过千种书刊，现任Pc Home online网络家庭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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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宏志
《一生的读书计划》(The Lifetime Reading Plan)，这是一位着名的老编辑─克里夫顿?费迪曼所编写的一本书。他曾是大英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的主席，也是着名的“每月一书”(Book of the Month) 读书俱乐部，选书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是位资深且受艺文界敬重的老编辑。
他在一九六○年写了《一生的读书计划》一书（中文版最早由志文出版社出版，译者为李永炽教授。受限于当时的政治阅读环境，只译了其中的八十六种书，西方经典中有社会主义倾向、色彩的，或对社会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着作，当时的版本里并没有翻译，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尚未弥补这个缺憾！）。
在书里，他开了张经他精挑细选后，才产生的一百本书的书单，热情的推荐给他的读者，告诉我们，世界中有些书，一生起码要阅读一次，并且时时刻刻都要回归到这些书当中，这就是所谓的书中“经典”。
费迪曼不断回归的经典阅读
费迪曼提出“一生的读书计划”如此阅读经典的观点，目的在强调历史上的重要精神遗产，从古至今都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回归到书里，从中获得想法、观念。而这些，正是形成西方人之所以为西方人的内在潜质。
这样的观点，可以从钱穆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借用佛家的说法加以延伸，他说：“有生灭心，有相续心。”人有两种念头：一种是念头一生一灭。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坐下来，脑筋一动，剎那间有无数的念头不断发生、不断消失，它或许是：待会要做什幺；明天要做什幺；家里水龙头、瓦斯有没有关。
除了“生灭心”，人也有“相续心”。在不断的动念中，会有一、两个是每隔一阵子就会重新出现，一想再想，一辈子里可能会反复想的。这些反复回到我们内心的几个大题目，在不断的反复与回归中，就形成了思想。
延展下去，如果这个题目不只有一个人想，别人也想，下一代想，下下一代也想，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世世代代不断回归思考相同的课题，就成为人们关心的基本题目。
这一个课题，在社会里不断的被思考着，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社会的思想史。
每一个民族所思考的课题重心并不一样。比如“圣人”的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是如圣徒般的，与中国思想中“希圣希贤”、求仁求义的人间圣人大不相同，这样的差异，就形成了一个族群的思想上的特色，成了一个民族的思想史。
民族思想史的形成过程，是因几个人的见解、几部书而起的关键性的作用。这些书并非单独产生作用，而是因为被许多人读过，而引起的。书，本来的意思很简单，但被读了一千年之后，很多一流的智者对这些书都有解释、阐述，累积到后代便成了大事。
比如，中国的《论语》，经过一、两千年之后，所阐扬的义理已较原书当时的理解不一样了，规模之盛，使后世要提出新见解便成了难事。因为，要超越的不只是书本身的意涵，还有这一千年来一流的智慧。
费迪曼觉得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有一组可以让社会大众不断回归的经典。这些在现代社会生活里易被忽视，或没有受鼓励去阅读，因此他将之提出，使一般人都可以将它列为一生的读书计划，当作是心灵的旅行计划。
如同许多人都怀抱环游世界的梦想，一生的读书计划，就像是这样的念头，在各个角落有一些景点，是我们所向往的，而它们就是一批书。因为梦想的期待，而有计划，于是便有一份人生的书单。
他开这份书单，就是希望给这些书一些介绍来历、它在思想史、文明上的位置，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他对于经典的观念，可藉由马克?凡多伦（Mark Van Doren）所说：“经典是无须重写的书”来解释。不过，这似乎与我的经验不符，我觉得经典是一直被重写的书。例如，每个世代都重写了《论语》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只是它们无法替代原书罢了。
阿德勒回归原典的经典阅读
《一生的读书计划》在英语世界，引起很大的回响。继他之后，一位西方重要学者，也是有名的编辑──阿德勒(M. Adler)，写过《如何阅读一本书》。五○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发起一个回归经典的运动。他反对大学里开设通识经典的课用概论性的书取代原典，他希望课程要回归到原典本身；希望不要用介绍来代替原典。
他不仅开出书单，甚至将这些书编出来，这就是后来大英百科全书所出版，从荷马一直到弗洛伊德的《西方重要观念》(Western Great Ideas)这样的一部书。同时也为这部书编了两部索引《Syntopicon》，将几个西方思想的重要议题，比如，在这些经典中常被提到是哪些？上帝这个概念；God这个字，柏拉图有没有提到它？亚里士多德有没有提过它？奥古斯丁提到多少次等等，做了一个重要主题与索引这样的一部书。
赫塞的世界图书馆
德国小说家，赫曼?赫塞(Herman Hesse)也有一份人生书单。他的祖父会多国语言。赫塞回忆，小时候夜里常会有神秘访客，他可能是中国人，可能是马来人，他们和祖父彼此用一种奇怪的、小孩子无法想象的语言交谈，之后便退去，然后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到。
神秘的经验召唤着赫塞，使他对东方世界有非常高的兴趣。后来游印度、中国，读着印度与中国的经典，最后他在东方找到心灵的故乡；赫曼?赫塞曾说，让他受益最多的是论语，这令我们所谓的孔门传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他独特的经验，他也开了一份书单，说明他心中的世界图书馆，而和上述两份书单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大量的东方经典在其中。
动态概念的经典观
其实，《一生的读书计划》这本书的内容，也经过满多的演变。比较一九六○和一九八八年的版本，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可以发现，他所开列的书起了变化。
第一，它已经不是一百本，而是一百零三本。有些书被淘汰了，比如赛珍珠的书，修订时就删除了；基于不同的理由，他选进不少新书，增加了马奎斯、索尔贝娄、法国年鉴学派的重要人物─布劳代尔，三人的书。因为这些人的书，引进英语世界较迟，经典化较迟，所以他把新的发展引进。
另一个缘故，是因为评价一直在改变。如原书单中，并没有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修订版中，加选了他。五○年代，世界对乔治奥韦尔的评价愈来愈高，因为注意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整个的共产世界发展动向的预言，如《一九八四》、《动物农庄》这些书，都到后来世界对苏联与中国大陆的发展，有更多的理解时，才注意到他，进而对他的预言感到惊讶。这就是世界对人的评价一直在改变。
第三，是编辑自己，对于某些事，有了不同的看法。修订时选进了吴尔芙、契诃夫的小说，序里说明了为何选这些书：“因为，对我来说，似乎还要经过三十年的时间，才能进步到让我体会到这书的好处。”这是他自己判断上的进步。他开玩笑的说：“长寿的一个好处就是，还来得及改变意见与想法。”
像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说，“经典”这个观念，其实不是停滞，而是前进的。譬如，晚出的经典这件事，并不是两千年前的书才是经典，它有可能就是今日的书，慢慢的就经典化了，让世界反复的得到启发，慢慢的使所有人对它的阅读，产生一定的力量，而形成这个文化里新的经典。
所以“经典”是动态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是，经典也一样有起有落，并不是任何时候它的价值都是一定的，在新问题的思考下，才会意识到某些书的价值。
比如女权思想的兴起；对女性自我的发展和成为弱势性别发展的觉醒，因为这个概念的出现，某些过去历史上没有受注意的书，在今天就占了不一样的位置。
我举个例子，有本书，姑且译作《北欧短停书简》(A Short Residence of Scandinavia)，是玛俐?伍思东克拉芙(Mary Woolstonecraft)的一本书。她是《为女权请愿》(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书的作者。她写这本书，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后不久，美国作家汤姆斯?潘恩(Thomas Paine)写一本书《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可是“人的权利”用了“Man”这个字，玛俐觉得人不可能以一个单独的性别而获得权利，所以她写的书才会叫做“女性的权利”(Rights
of Woman)；为的是提醒这个世界，要注意另一个性别的教育和成长。
在当时“女人无才便是德”，不只中国，西方世界也一样，并不把女性的教育和自我发展视为重要工作，而认为她们的美德是服从与坚贞，而不是学习和智能。这本书，现在被视为女权研究的前驱。
《北欧短停书简》是玛俐?伍思东克拉芙到瑞典、挪威、丹麦等这些北欧国家旅行的途中，写给她朋友的信。它已经绝版两百年了，当时出版后，就没有再版了，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在英国重新出版。书中讲的是一个女权运动者所面对的困难、碰到的问题。
这本书，在当时，看起来只是一本谈风景、讲旅游的书信体裁，而今日却解读为女性主义者在面对自我情感与理性冲突的告白，成为今日阐述女性主义的经典。经过两百年的绝版之后，《北欧短停书简》有了全新的评价，这不就是转机吗？
随机开立的人生书单
因为阅读的动态性、世代思想主流的更替，要开一张固定不变的书单是困难的。钱穆先生说他从来不给学生开书单，理由是人们读书的法门、途径太多了，每个人都不一样，经验是没有办法一致的，“从入之道，未可一致”。
我很爱看文人的传记，就是想知道他们怎幺开始进入书的世界，也因此了解到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但大体上都是由某件事开启了那扇门。像钱穆先生，他读书的乐趣，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从那里开启了他读书的欲望。
而胡适之先生在《四十自述》中提到，他小时候有一次拣到一本破烂没有封面的书，只有前半部，一看之下，却是不读则已，一读则整晚不终卷不眠，一个晚上便读完了，因为不知道书名是什幺，也不知道后文？
心里实在很惦记着，天一亮便迫不及待的跑去找人问这本书的名字，那人看了就说，是《水浒传》，便拿了完整的书给他看，从此便一路看了下去。
我个人也有类似胡适的读书经验。小时候住乡下，因为书不多，也没有别的书可读，只要拿到只字词组，即使没头没尾的，都是要把握。那里的民众服务社里面有个小图书馆，大约有两个书柜，各十四层的书架。因为自己没有书可读，所以每天都会到那里找书来看。
有一次，看到一张过期的国语日报，里头有一张很漂亮可爱的恐龙的图画，小小的恐龙上面有一条条的条纹，和一对小小的翅膀。故事名字叫做“我爸爸的恐龙”。
故事是讲一个小孩因为爱心捡了只被雨淋湿的猫，却猫被母亲赶出去，小孩追出去跟猫道歉，才发现原来这只猫会说话。猫问了小孩的愿望，告诉他可以到某座岛上去找一只被拘禁的恐龙，救了牠，恐龙就能帮他完成愿望。于是小孩回到家后，就开始收拾包袱，带了牙刷、棒棒糖等各式各样的东西，准备去找那只恐龙。
这是连载的故事，但只到此为止。这对小孩子来说，是那幺喜欢又有趣的故事，没有下文，当然就跟胡适之一样着急焦虑。日子一久，便忘了这故事。我一直以为我已经看过这故事了，在我有小孩后，就完完整整的讲出这个小孩子去找恐龙的故事。
在我第一次看到这故事的三十年后，有一天我在日本一家专门卖绘本的书店，看见了英文原版，打开一看，后面的故事跟我记得的都不一样。
后来才明白，这故事是因为我太想知道故事的后面是什幺，在成长过程的想象与睡梦中，不知不觉的补齐了故事的画面，只是再也无法恢复成作者所描述的版本。
这个例子传达着一种讯息：读书并不是从规律、计划、程序里产生的。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很多对读书次序的建议，上小学时会有人跟你说：数学、国语基础要打好，以后再看别的书；到了国中，就建议先把考试准备好，别的书以后再看。那种先读、那个后读都规画好了，但这些都不是我所看到那些喜欢读书的人的经验。
喜欢读书的人一定跟书发生过美好的经验，不是因为有很好的计划，是因为有一个美好的经验。
因为想知道故事的下文，一找三十年，当中没有找到那本书，可是找到其它几千种别的书，也都读了它；因为这本书好看，所以想知道还有没有跟它一样好看的书，有时候会找对，有时候也会找不对；有时候看不懂、有时候发现新世界；就是这美好经验一直在督促着我们，诱引、召唤着我们，让我们越过星星、太阳、月亮，一本一本的追踪而去。
很少文人的启蒙书是所谓很了不起的书。从来没有看过伟大的文人说是读了《论语》得到启蒙。都是在心智成熟之后，才从《论语》得到智慧，但是小时候，给予启蒙的都是人称“晦淫晦盗”的书，男生看“强盗书”如水浒传，女孩就看“罗曼史”如红楼梦等。这就是钱穆先生说的“从入之道、未可一致”。
当然也有例外，就我所见大概只有英国的经济学家、实用主义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读了由成人智慧所整理成的经典。
有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史蒂格勒，编了摘录有经济学文献上，代表历史上影响经济史发展的重要事件字眼的有趣的日历给朋友，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拿到了，他看到了一段引文，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给他父亲朋友──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信，说：“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兴亡史上册，已读完，觉得非常有意思，是否也可以把下册借给我？”
张五常很意外，为什这样一段文字会被引用在这日历上，因为其上所引的每一段文字都是很重要的，而这段话看起来一点也不重要。
他就打电话去问他的老师─史蒂格勒，他要张先生去查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这句话的当时是几岁，一查才知，那时的他，才不过是个六岁的小孩而已。这就是从伟大的书得到启蒙的人。
不过，因为他没有经过童年这个阶段，后来他自传中说道，他父亲死的时候，虽然他已是成人，但因为没有成熟的EQ，他的精神濒临崩溃；虽然他是天才，可是因为小时候生活里，没有故事、童话的浸染，所以人格上缺少面对更多复杂情感的洗礼。
因为看故事，你会经历紧张恐怖而最后又没事的过程，这些都是心情起伏的洗礼，经历了危险后得到安全。虽然不是亲身经历，但这是情感上经历自我成长情感危险与否演练的过程；由此，我们便能理解斯图亚特为什幺会在父亲死后有濒临崩溃的情感危机了！
钱穆先生说不开书单，是因为启蒙有多种面貌，所以开书单会显得专断。另一个原因就是，开书单的行为，其实是要随时间不断的变动的。
美国有位在人文科学方面很有名的，也是文学评论家、人文学者──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他写了一本对美国大学教育提出很大警醒的书─WESTERN
CANON(西方典范或称西方典籍)。书中所提就是在过去这十年、二十年里，整个社会、美国学术界的新发展，就是以反叛为尚，以推翻过去社会共通认同的思想经典为尚，他指出很多思想都是有歧见的，比如对种族、性别等；在所谓政治正确的概念下，把过去西方从荷马、莎士比亚一直到近代的重要典籍一路贬微。
西方社会里，在八○、九○年代的确是有很强的这种风气，是文化上强权欺压而成历史经典的概念，并不是真正的人类经典。他以诗引喻：Things fall apart; Center can not hold(事情变得四分五裂，中心再也没有办法维持)。
所以他跳出来说，西方文化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子，它是有CANON，有典范的。是有些书反复经过考验，才形成今天的思想。所以他把这些典范重新回顾，提醒着所处文化的来历是如何。这句话像炸弹一样，对美国是很大的刺激，一时之间，对西方经典的位置又有重估的意思。
马莎?努斯包姆，则写了另一本质疑哈洛德布鲁姆的西方典范观点。她认为典范不是一个停滞的概念，她回到西方的典范的典范，比如从希腊的哲学来谈，她一开始就举了亚里斯多芬的喜剧“云”，这个喜剧原来是针对希腊当时的教育与名人──苏格拉底的一些嘲讽。
内容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不顾父亲的劝阻跑去参加苏格拉底所创办的思想学院；刚好入学时遇到学校有一个大的辩论，一个老的雅典军人和苏格拉底就教育的功能正在进行一场辩论。
这个军人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不如从前，他怀念他那个时代的教育，他那时代的教育是没有人会质疑老师的，当时是有纪律而且年轻人都很爱国的，听的多说的少，记忆广博不多疑问，服从父母服从师长，愿意为国家捐躯。
老军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如此就会有强健的胸膛，也能节制欲望。苏格拉底则提出另一个想法。他用他有名的问句方式提出问题。学习教育的目的是什幺？在一个处境里是要自己思考找出那个力量来，还是要被死去的灵魂所影响？他如此追问下去，代表了他的新的教育思想。
这个作者就从此处延伸。这个代表着西方文明起点的苏格拉底，他在他的世代也就像今天的世代一样，是一个背叛者，是一个对他原来的教育体制充满着对抗跟叛逆的人。这个叛逆他的目的是什幺？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做一个WORLD CITIZEN世界公民。”什幺是世界公民？当世界有多大，我们就有多大。
所以努斯包恩就提出一个论点：没错，西方有这些珍贵的典范，但是这典范每一刻在当时都挑战着他的前代，每一刻典范的诞生，都意味着对过去的一种新的理解跟扬弃，这是世界扩大的意思。
我也要用这个例子来支撑钱穆先生的想法。经典、书单这个概念，一个众人共享的这种概念，与时俱进，它也不会固着成一个样态，所有的书单都是暂时、策略上的意思──现在让我们给一个计划来读这些书，并不是这些书我们读完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经典就已完成，你、我、人类、个人是不会停下来的。
阶段性的读书计划
因为“与时俱进”的缘故，所以我建议将一生的读书计划转成人生阶段的概念，在某个阶段我们做某种事，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在我们人生发展的某个时期，书单有很多随便你挑选，而且也可以修改。但是，如果我们对这阶段有种看法，那可能包含了一点意义。
因为我们警觉、意识到读书的时间未必是一样的。像前面所举的斯图亚特?穆勒在六岁时，把<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作消遣物来读，是个很特别的人生经历。但也有人到了三十岁，才开始感到应好好读书，这些例子也是史有所载的。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意识到要读书的时间不同，则策略应该要有所差别。中国历代读书人中，我觉得曾国藩的读书策略最是特别。
固然他一开始就已是翰林，他在考试上很顺利，却没有认真读过什幺书。等意识到要认真读书时，已经是大官了，有非常多的工作，非常忙碌，没多久又是兵马倥偬，每天在兵营里运筹帷幄，忙进忙出，读书的时间很少，所以读书的起点很晚。因此，他留下很多谈读书的事。
他读书的观念，我觉得可以称为“掘井论”。他说：“读书譬若掘井”，与其掘井多口而无水，不若专心掘井以得水。这是他的基本想法。
除此，在谈读书活动时，反复提到相同的道理，比如说：要治经则要专治一经，要治史则要专治一史。他下定决心读书的时间很晚，可在诗、文、学问都有所成，占有一席之地，这与善用时间有关；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利用所有零碎的时间来读书，他不可能等到个完整的时间才来读书，因为这样的时间不会太多。
这例子让我们对人生读书的时期有一点理解：某些时期、某些事是可以做的，某些事则是不能的。
阅读的第一阶段：技能形成时期
一开始，有个阶段对于读书还不可能是个左右逢源的阶段，我称之为“技能形成时期”。读书是要有技能的，许多人说读书是人生至乐，可为什幺很多小孩之于读书是苦不堪言呢？可见这个至乐一定是因人而异。
会游泳的人，把他丢到水里去，玩水戏波逐浪，非常快乐，他会跟你说：人生至乐莫过于游泳；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丢到海里去，绝对不会是他的人生至乐。所以这个至乐，显然是握有技能的人才能拥有的事。所有活动皆是如此，得先过掌握技能的一关，然后乐随之至。
读书的确需要技能。中国人以前有小学(小人之学)、大学(大人之学)。小学，指的是词章义理，先清楚字的意思，握有阅读的基本条件、技能；这个过程是反复的认不同的字、不同的表达和概念，稍微广义来说，从学读音到一个个的认字，一直到有一天可以单独的、没有人协助你，拿起一本书，翻开来看，认得大部份的字，合起来大概知道它的意思，这就是技能形成的时期──从不识一个大字到单独完成一本书。
完成一本书是什幺意思？因为，认字的技能，并不是一个确定而简化的意思，字的意思会扩张、运用，会反复的变化，对某些东西，有所共识，如果有了变化，还是可以了解。例如，“香车美人”你能了解，换成了“人美车香”，与原先学的不一样，因为改成倒装句了，但也能有所体会，为什幺？因为对事的理解不是固定，而是一种架构性、结构性的理解。
在读书的过程中，最后，其实是我们和提出讯息的作者间的关系，作者像是投手，我们是捕手，我们要接他投出的球，但不是被动的，球也不会投在固定的位置，要做某种调整才能掌握，才能得到那个球。
投手有控球好的，也有坏的，所以也就是为什幺有些书读起来总让人不明白，这不完全是读书的人的错，因为是球投得太离谱了。是因为，作者用的词句，与我们所理解的，不一定一样，但从这当中，慢慢的得到对不一样字眼的一致性，而达到与作者的和解（come to terms with the author），成就了名词的统一，对作者所说的语言就能了解，共通了。这就是技能形成时期。
在这时期最重要的事，是在如何经历一个美好的经验，这是目前为止我对小孩子读书的看法，千万不要用我们觉得有趣的书，来做专断式的经验。小孩子刚开始读书，最重要是让他觉得有趣，虽然他选的书可能让你紧张，如《蜡笔小新》、《七龙珠》之类，这是不要紧的。
以我对读书活动的理解，除非他有过读书的美好经验，愿意手不释卷，才有可能使他成为可能读书的人。
有一些人，因为他读书的时候被限定，这个不能读、那个不可读，而可以读的都没兴趣读，结果使他一生都不再想读书，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损失。
所以技能形成的阶段，因技能有限，对书的欣赏、了解的能力与你不同，我们不能做个专断的决定者，要让经验流动，让美好的经验发生，这是儿童读书的发展过程中的第一要务──应该把乐趣，当作第一要务，让他有看书的美好经验！
知识成长的过程，就是从肯定中产生否定思想。比如，十多年前，有位从事反对运动的朋友，在一个场合用了较激烈的言论批评教育体制，他认为过去是控制性的教育，让孩子都失去自我的意见。但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他就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人，既然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就证明他所谓的控制并没有成功。
教育，本来就有一种企图与控制性，希望把想法灌输给受教者。可是，教育的副作用是，在过程当中，人们学会认识字、学会思考，就产生了思想，有了思想后就无法控制了。
教育的特征就是断裂、跳跃、提升、会变化的，因为人会思考。这就是为什幺，所有做强制性控制的集权主义社会，最后都会面临挑战。
对于集权主义统治者而言，基本上都是严格控制教育思想的，但最后却还是遭遇到抗争或反对声浪。因为不管是任何阶级，都需要给予基本教育才能达到国家发展的目标，基于这缘故，要给人民基本教育，让他们能有生产力；也因为给了基本教育，就无法控制他的思想，就想出很多对政府不满意之处。
其实不要担心误导，经常经历错误的经验，就不会被某一个误导所误导；也就是如果能接触足够的信息，任何单一的偏见都不能对他产生影响。
如果小心翼翼的将他与所有可能误导他的书隔离，他就得不到和社会相处的能力，任何一个偏见对他而言，他都没有足够的自我思考、判断的能力。不要担心他暴露在某一个偏见当中，而是要担心他暴露在不够的偏见中。
足够的数量才得以自己思考，在矛盾、不兼容的意见中，发现新的理解，这才是技能开发时期最重要的─美好经验的寻找。
第二阶段：兴趣形成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兴趣形成的时期。假如社会有完整教育体系的话，理论上国小时应该已经完成个人读书的基本技能，中学开始发展自己的兴趣，到了大学，就能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但目前台湾的教育型态并非如此。
我曾在大学里教书，但却让我产生挫折感。因为，理论上大学应是聚集成熟的读书人，学生应已具备所有自己读书的能力与条件，老师只是朋友，只是当成一个有经验的驾驶，因为知道一点点方向，跟去过某些地方而带领学生前往。
可是在台湾的大学里，学生们没有受到完整的训练，他不会自己读书：不知道怎幺用工具书、使用图书馆，不知道如何寻找一个完全没有方向的题材，没有这样的经验；并不像美国的学生，小学时就能依题材去找相关资料，做重心的阅读。
因为你把大学生当作高中生来教，教详细的课程科目范围与内容大要，所以到了研究所，就只好再当作大学来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前半段的训练不够，或是太重视知识数量的累积，而不重视知识的工作方法、处理方法而造成的。
理论上，技能形成后，在读完小学，个人应已识得一千五百字左右，加上阅读报纸的字汇也累积到二千字左右，日常生活中的报章杂志，大部分都能阅读。如果又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书，如字典，就已能阅读大部分的书籍了，虽然未必理解、体会每一本书的境界，但要读那些书，对他来说是没有困难的。这就是开始进入阅读的第一个阶段了。
这时，要不要为他指出方向？就理论上，在他更长之后，会更有智慧，更知道自己要什幺，可在这之前，必须要让一个较年轻、莽撞的自己做决定。我觉得这很可怜、很痛苦！我同意，生涯规画所指的是方向，如果指的是计划，如三十岁前赚到第一个一百万之类的，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你把人生交给最没有经验的自己来做决定，而非给未来较有经验的自己；以前所说的话，比未来的还有决定性，这不是很奇怪吗？愈成熟对人生体会愈多，对人生的选择会更了解，会更知道该做什幺，又为何要让年轻的自己来决定未来的自己呢？读书的活动情况，人亦如此。
我觉得，技能形成之后，正是兴趣形成之时，正是他往哪去，你完全不知道的时候。此时，要给予他最多的可看性，要有更多经验的涉略，不要让他太早就说：“我的数理不行，我文史比较好。”或“我只对文史有兴趣其他都不行！”年轻人有读书的欲望，该鼓励他多去涉猎不同的科目，多尝试各种不同的书，说不定在哪本书里，就发现了他的乐趣。
这个时期不要选择，东看西看、漫无目标，才是最好的选择，就像漂流在大海，没有任何方向，什幺都无法累积，也不完备，什幺都懂一点点，却也都不完全。
第三阶段：集中完成时期
到了第三阶段，这些可能的兴趣，已经有了足够的接触，其中有所增强，也有所挫折的，他在这本书里得不到乐趣，在那本里却有无限乐趣，这个乐趣反复、重复在某类书里，这时就可看出他阅读的方向。不需要揠苗助长、事先帮忙，方向本身会来敲门，到了一定的时间会看出来的。
这正是要累积，慢慢地将兴趣往几个方向靠拢的时候，在这时就要把读书分成几个可能的方向，不再像过去的广泛无依，会有两、三个企图有较多的累积态度与过程的目标。
然后读书者就会开始意识到，可以用来读书的时间比以前少很多，假设你现在是四、五十岁，还可以读书的时间还剩下十年、二十年，如果你一年能读三百本书，那你就只剩下六千本书可看；如果一年只读三十本书，那你只剩下六百本书。而我们所读的书相对于世上所存在的书实在太少了。
以台湾为例，一年出版约三万种书；以中文而言，一年大概就有十二万种书左右，若是英文书呢，去掉重复性的，一年就有三十万种左右的新书。将所有语文的书集合起来，大够一年有七十到一百万本的新书出版。
假如你能读书的时间是五十年，期间会有三千五百万本的新书出版，等着你去选它！历史上累积有更多的书，学海无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生中必然会有失之交臂的书，如果非常认真，我们一生里遭遇几个、几十个、几百个都是可能的，甚至千百个都有可能。
当我意识到，时间有限、年华消逝，因此新的读书阶段，是用减法而不是用加法。要去除可能性，不再相信兴趣，而要相信完成，因为你知道哪些书非常重要，你有你最想读的书，只有在较小的范围里做选择，才可能读的更充实完整。我们明白没有任何人可以读尽天下书，可以了解所有天下事，只能了解某些事，而这已经是难得的幸运。
了解一点事，读到一点点书，结识某些领域的朋友，已是人生的一大收获了。这一个理解就是集中完成时期。要放弃广泛阅读的想法，要设法拒绝新书的诱惑，对读书人是有一点困难，但很重要，因为这就是如前所述，曾国藩的阶段。他一直的告诉我们，读书譬若掘井，一次挖一口井，千万不要什幺井都挖；治经专治一经，治史专治一史，读书的态度一如此。
比这更晚的阶段，我尚未碰见，不过有很多的想象与向往。
当我七十岁时，这种所谓完成的概念也会变得不切实际。早上读的书，到了下午可能就忘记了；今天读的，明天就会忘记，所以，“完成”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在那一刻，人不该强求完成，虽然仍有些老一辈读书人，仍持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与读书力，但这并非自然，这是少数特例。
比较自然的是，你再也不太可能完成什幺事，所以，在我认为到那时，读书又重新的自由了！因为它不为任何目的，纯粹是相识而喜欢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再重新聚会的意思。
因为读了就忘了，所以也不需要有很多的书，就可以享受非常多，每天拿起书来，就像是新书。如果能明白人生有这样的自然韵律，那读书生活也就成了一种自然韵律，这样，不但可能在有企图心时有所成就，也可在自然韵律来临时，变得从容而优雅的老去。
结语
一生的读书计划，不是指这一生要到达的目的，而是指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一种读书生活，每一个阶段都跟书有关系，让这个关系显得自然、显得无忧无虑，让我们和读书的关系，不带有太多的功利色彩，使我们透过书而经历不只一种的生活。
在书中你可以有前生今世，可以经历柏拉图、孔子的生活，经历未来、经历不止一世，而有百世、千世、万世，书的力量就在这里，它的耐性与韧性，我觉得是人和读书最美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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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詹宏志《创意人》）
第一，增“快”的方法：
读书“快”，相同的时间也就读得多。读书快，和速读不同；速读是眼睛快，而不是思考快。
阅读者要懂得“检查阅读”的方法，检查阅读又称“略读”或“预读”，它的目标是尽快的掌握一本书的类别、作者企图、书的结构，以及基本论点。
略读者应该大致看一下一本书的“导言”，这里可能隐藏了作者所欲解答的问题。然后看一下“目录”，明白作者推演的过程（目录其实就是作者相像中解答问题的步骤）。然后，大概翻一翻这本书，说出它的大概来。
这个训练帮助你维持敏锐度，淘汰不值得阅读的书，并增加你涉读的数量。
第二，增“多”的方法：
读书时间“多”，读的总量也就多。你每天能花更多的时间，就能读更多书。
你觉得太忙没有时间看书吗？检查一下自己一天中五分钟、十分钟的零碎时间，可能为数可观，你要训练自己“随时进入，随时中止”之读书态度。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一个月就行了；从此，你每天就比别人多出几个钟头的时间读书（虽然那是几十个五分钟拼凑起来的）。
第三，增“久”的方法：
有时候，到三十岁你读的书还不输给同年纪的人；但是到了五十岁，你并没有比自己三十岁读得更多，为什幺？因为你觉得你“读完了”，你觉得大学毕业就读完了，三十岁就过了读书的年纪了。事实上，在一场长跑里，前头跑得快并不是获胜的保证，相反的，它是持久战、耐力战。
“博览书籍”本质上就是一场长跑，它比“圈数”，不比“速度”。如果你准备读到七十岁，你会愈老愈有知识，愈老愈有创意。
一个博览的技术，实际上是由上述三种方法组合而成的。一方面，你读而得法，可以快；一方面，你充分运用时间，可以多；另一方面，你读而持久，可以累积—这就是读很多书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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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书 与 纸 张 书
籍 并 存
技术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出版业；电子书作为一种出版形式的出现，会否威胁传统纸张书籍的生存？詹宏志的观点很明确：“两者可以并存，可以兼容。现在我们做电子书，想的其实是纸，只是原本刊载在纸上的内容，可以转换为电子形式。”
虽然如此，近年电子书、电子书包的试验进程很快，很多人都担心终有一日，电子书会取代纸质的书。传统印刷传媒出身的詹宏志，却认为“这也是好事，以后我们可以减少保存纸质的书了。”“现在的书，放到电子形式上面，未必是最好的。因为它们的概念还是纸质的书，性质不同，但是，如此一来起码能更有效地保存书籍的内容。”
纸 张 是 书 不 得 已
的 存 在 形 式
纸张书籍与电子书的更替已经不知不觉地蔓延。换一个角度，詹宏志说，“纸张，是书不得已的存在形式。”这怎么说？詹宏志指出，书的灵魂是内容，以前的技术发明，让内容寄放在纸张之上，因此纸张成为过去认可的最好工具，“现在资讯科技发展好快，产生了另一个存放介面；有没有考虑过，将内容放在电子上面，可能更好？”
科技高速发展，一方面带给人类很多的方便；另一方面，人越来越依赖科技，也产生了危机，例如两年前有惊无险的千年虫危机。不少人担心：如果科技突然失效，怎么办？如果书籍都以电子方式存放，有朝一日科技出了甚么毛病，会不会所有的电子书都没有了，人类积累的智识，毁于一旦。
不 必 杞 人 忧 天
詹宏志是乐观的：“我们现在已经很依赖科技了！你想想，城市本身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依赖体，如果有一天电力故障，全城市停电，你会做甚么？已经甚么都做不了！电力是很低级的技术而已，就可以存在那么大的危险。那么，我们要担心高科技来干甚么？”
他的结论是：与其为未来忧心，不如多想想现在；如果我们连现在这些即时的危险都不担心了，那又何必杞人忧天去担心未来科技失控？
香 港 人 不 是 不 读
书
詹宏志是着名的出版人、文化人，访谈中话题自然转到读书风气的问题。“不能确定香港读书风气不好。反而，我发觉很多种类的书在香港都有人读；世界上很少人读的书，香港都有人读，就是说，香港存在各种各样的读书人。可能一个缺点是，每一种书的读者都很少。”
詹宏志认为，香港人不是不读书的，只是，香港的年青人对书市的要求，以及对阅读的触觉的反应都比较慢。“现在读书人多数是30岁以上的人，他们读各种各类的书。30岁以下的青年，阅读没有那么多元化，例如他们多看漫画和流行小说。”但他还是对香港的读书风气及阅读推广有信心，因为香港开放自由，只要想读书，甚么书都可以找得到。
香 港 出 版 业 发 展
有 限 制
读书风气跟出版业的规模有关系，而出版业的发展又跟社会规模有关。詹宏志认为，香港人口少，经济规模不足够支持读者量少的书籍的市场，因此，出版商不愿出版这类没钱赚的书籍。“但香港的出版物很流通，读者可以在香港找到大陆、台湾及世界各地的书籍。”
“大陆的出版业很发达，市场很大，因此再冷门的书也可以出几千本，有足够的市场支持出版。现在台湾一些专门书籍，例如医科书都开始用大陆出版社的版本，因为台湾市场也不足以支持本土出版社出版那些书籍。”
网 络 是 现 实 的 镜
像
台湾PC home 集团除旗下的十数本“传统”刊物外，网络出版物的数量及规模也十分可观，詹宏志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人了。
同时涉足纸张与网络，詹宏志自有一套对资讯科技的看法：“IT 环境是一个真实世界的镜像(mirror image)，就是说，网下有甚么、网上都有可能有。”例如，像网下一样，网上集中了很多大宗的出版物，譬如娱乐方面的内容。
不同的是，少数人的兴趣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发展，“因为网上的经效益很高，很容易成立一个有共同兴趣的群体。”
创 意 可 以 训 练
网络是一种工具，整合各种媒体，包括文字、图片、声音及影像。詹宏志认为，这种工具的产生，使创意更容易发挥，“尤其是年青人，他们不用再一样一样地去学，不需要学摄影、拍摄等工序，只需要掌握网页这一种工具，将各种格式的内容整合，就能发挥无穷创意。尤其是现在大部份的青年人都上网，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一部份很突出的，能整合各种内容，从而创新。”
这样说的话，创意可以教、可以学吗？詹宏志指出，“通过适当的训练，可以将创意挥得更好。”“这是明显的：跟自己比较，比较训练前及训练后，你就会发觉训练有效的，会发觉自己比原来更有创意。”
创 意 动 力 ： 追 求
与 别 不 用
香港近年多讲创意，大中小学以至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广“创意XX”、“创意XX”，初步已有一定的成果，但却算不上很成功。詹宏志认为创意教育的推展成效与社会的传统有关，“亚洲社会有很强的群体社会历史背景，使教育变得倾向令学生『与别人一样』。但创意是一种追求『与别不同』的反省。因此，亚洲人的创意比其他地区的人低。”
香港的考试制度，一向为人垢病为僵化、死板、扼杀学生创意；而众多一式一样的精读参考书，是这种制度的表征。身为应届高考生的校园记者说，现在精读参考书的销量远比其他书籍高，詹宏志对此很表同情，认为这是疾病。詹宏志自己也是这种考试制度的过来人：“我也生活在类似的社会，也曾经用到很多的考试工具，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这并没有扼杀所有人。”
扔 掉 参 考 书 培 养
创 意
校园记者问詹宏志，不看参考书，会不会对培养创意有帮助？詹宏志想了一会儿，说他不敢鼓励同学扔掉参考书，但是，“如果你们要扔，我也是赞成的”。
现在香港的学生，忙于考试啃参考书，没有时间读课外书，詹志宏鼓励大家：“只要有阅读的念头就好，将来一定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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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明义：詹宏志
如果你是一位曾经是热血沸腾的文艺青年（而如今已经逐步老去），你应当会认出我的标题隐藏着一部经典电影。不用说，那是已逝的导演史丹利．库布力克的反战黑色喜剧《奇爱博士》。《奇爱博士》原名很长，也许我们应该老老实实译做《奇爱博士：我如何学会停止忧虑转爱炸弹》。
也许重复叙述这部彼得．谢勒一人饰三角的精彩电影不是我们今天的要务，我真正要招供的其实是一位受经济学训练的学生与文化创意产业纠缠不清的生涯。
是的，我说的正是我自己。整整三十年前，一位向往文学生涯却考进经济学系的大学生，在学科的训练里无意中看见了一个全新的思考世界（事实上，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经济学是什幺东西，只知道它看起来不像商学系那幺俗气）。
从某个角度看，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理性地去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虽然我们与所处的社会有着复杂的爱恨交织关系，只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训练将会如此严重地影响我的一生。
譬如说，我很快地看见我和同时一起写诗的朋友无法有一种相同的情绪，当他们的诗集卖不好时，他们可以抱怨“这个社会”没品味、没有鉴赏力；但我显然不能做同样的事，学经济学的人多半在“市场”面前会比较谦虚。
他知道市场能做的事远比一般人想象为多，如果我的诗集卖不出去，我知道这表示“其他人”（也就是市场上的消费者）并不需要我的诗；我不会因此否定诗作对我的价值，但我也接受其他人不需要的这个事实。
这个背景使我即使后来追求一个职业编辑的生涯（我已经明白，我是没有那种天份和条件成为一个作家了），也保持了这个底层的基调；我很少抱怨社会没有文化 （我们选择这个工作不就是想改变这件事？），很少抱怨一本书卖不好是社会大众的错，相反的，我会相信那是我的错，我不是错估了社会，就是没有利用市场做对 所有的事。
这个态度逼迫我要以有限的社会科学的训练，来尽可能掌握社会的真相及其可能的行为，也就是说，我是认真学习市场了。
我不抱怨读者不接受我的书，我尽可能去了解读者真正的需求；我不抱怨银行不借钱给出版社，我努力去了解银行借钱的逻辑；我也不抱怨投资人眼中没有文化事业，我试着去找出投资人可以了解的文化事业价值。
这个工作历程有时候会惹来前辈或同辈工作者的猜疑与误解，他们不能了解为什幺一个文化事业要做这幺多事？为什幺要有那幺突出的营销活动？为什幺要追求那幺大的企业规模？为什幺发展那幺复杂的管理技能？……
我只能说，因着一个特殊的发展背景，我寻求一切自主的力量；我并不天真地相信市场万能，相反地，我对市场与文化不兼容之处体会更深，我会说，如果这件事市场做得到，我们应该在市场中完成，如果它不能，我们就别寻他途，不要在书本推到市场上，又抱怨市场不识文化。
从我崎岖不平的生涯看来，文化工作者拥有的力量可以比他想象的还大一些。
如果有年轻人问我如何做到，一时之间我可能会觉得腼腆，不禁嗫嚅地说：“或者学一点经济学？”……（原载PChome杂志2003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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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读书的速度惊人，可以一晚间看完几本厚厚的金庸武侠小说，还为抓紧读书时间而放弃了唱片公司经理职务。为了读书，詹宏志谢绝了晚上的应酬，即使朋友邀请也不例外。他在电台上主讲《读书八问》节目教人读书，更有出版社发行詹宏志的关于读书学问的录音带《阅读的美好经验——找回智慧的心》。
“读书是为求最简单的快乐，从平凡的书开始，有了第一个美好的经验，就会追求第二本好看的书，由浅入深，有能力读更深奥的书，就能享受到更复杂的乐趣。”
“读书可以防老，当年华老去，‘书’就是最好的朋友，读书的乐趣是愈老愈进入状况，累积愈厚。很多娱乐是年轻的时候有趣，年老了，只证明你自己衰老而已，但读书却渐入佳境。”
“所有伟大的书都经过伟大的读者读过。”
“书不是一写出来就是名山之作，很多人把它‘名山化’了，要经过典范化的过程。”
“作者只是一个代表，像民意代表一样，虽说书是他写的，当我们读的时候，已经不是他了，当书经过读者1000年读下来，那意思就丰富得不得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能找到好工作。这些现实的动机变成了压力，使人对书产生抗拒，都是消减读书的动机!”"
詹宏志先升认为：读书的乐趣，在于跟书本交往的美好经验；书中世界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与累积：当你寂寞无友或年老孤苦无依时，书可以是你最好的朋友。他提出三阶段读书方法供大家参考，分享架构阅读、群书阅读及主题阅读，三种读书境界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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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是前城邦出版集团董事长，被誉为台湾出版界奇才。
到苗栗演讲的途中，在车上刚好听完一场精采的演讲。
主讲人是詹宏志，谈的是“读书”。
1. 读书要有方法。一如潜水很好玩，但一定要先学会技巧，才能浏览海底美妙的世界。
2. 他的一位老师说，咖啡粉、糖、奶精和水，混在一起变成咖啡，这时候，咖啡粉、糖、奶精和水，通通不见了，什幺也不是，都变成了咖啡。就像我们的知识，很难说来自哪一本书，我们的知识，可能是几十本书的集合，每一本书都对我们现在的知识有影响，但是每一本书也都不是，造成目前我们知识的唯一来源。(铭均补充：武侠小说当中的无形胜有形，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3. 国学大师钱穆，是在读水浒传当中，开始阅读的兴趣。詹宏志说，伟大的人物，都是从平凡的书开始的。
4. 他自己有一个经验，他在小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不完整，没有头也没有尾，但是他看得非常有乐趣，后来还在梦中，自己完成这本书的很多种版本。30多年后，他到日本，无意间在书店看到一本书的封面，有这本书里面的插画，他几乎呆住了，后来看完这整本书，才知道和他梦中的完结篇，差距很大。他说，一本平凡的书，竟然陪伴他30多年。他说一本书的作用，会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让人读来有乐趣、有梦想。
5. 他的小孩以前很喜欢读七龙珠，他发现这本书就具有这样的条件，不过里面对于女性的轻蔑，还有一些偏差的观念不是很好。他发现七龙珠读起来很有乐趣，但是它非常复杂，詹宏志就思考，其实小孩是可以接受复杂的事物，很多童书写的太简单，小孩都会觉得：“这是骗小孩的”而无法被吸引。
6. 他从此获得启发，选出世界上50本，有名的小说，改成儿童看的童书，里面的情节非常复杂，但是他的小孩竟然一看再看。他举一个例子“白鲸记”，他大学老师指定学生要看，有一位同学看完后就说：“我真不敢相信，我可以把这本书看完”，这是一本非常难懂的书，但是他的小孩，却会再度翻阅这本改写成童书的白鲸记，读得非常有乐趣。詹宏志说，小孩子的语言简单，但是智慧不简单。
7. 詹宏志也说，小朋友都很喜欢孙悟空，不喜欢唐僧，这似乎有些颠倒，因为唐三藏才是主角，这也是正史里面有的人物，但是为什幺大家比较喜欢孙悟空大闹天宫，而不喜欢唐三藏唸紧箍咒呢？因为孙悟空的调皮，其实是我们人心当中的调皮、喜欢作怪，大家会喜欢他，因为我们内心深处，也想搞怪、搞破坏。
8. 他提出一个观念：“读书防老”，他说养儿不一定能够防老，但是读书却可以防老，因为其他的休闲活动，像爬山这需要体力，年纪大了可能做不了，其他休闲例如打麻将，需要找到其他三个人，当年纪越大，牌友陆续往生，也无法打麻将。唯有读书，越老越吃香，因为年纪越大，智慧越深厚，读起来会更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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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被打被骂，然后被送入一个专事改造的机制——学校，这些机制现在看起来满过时的，而大部分人在学校里学到是对学习脱离胃口，这是旧机制隐藏的较大问题，所以，新时代的学习要记得这惨痛的教训。
现在世界变化得很快，发现我们跟不上世界变化的速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也没有人有办法可以料理。学习含有改良自己的动机，不仅是上进而已，就像选择配偶，会找条件比自己好的对象，这也是改良自己。学习虽然不需要像寻找配偶一样复杂，也不需要等下一代、两代，个人能立刻通过学习改良自己，让自我感觉良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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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是台湾出版发展最关键的一段时间，詹宏志可谓这个关键时期的先驱者，引领读者打开视野，阅读以往未曾接触过的书籍类型或作家；而弯弯，则是出版发展到一定成熟度后，从网路崛起的畅销图文作家，以轻巧的图像、小市民的心声，掳获了新时代的读者。二人一是知识分子型的阅读者，一是小市民、新生代的轻阅读代表。在这次的对谈里，我们希望探索：阅读的快乐是什幺？希望两位的经验与想法，能带给年轻一代的朋友建议、分享，并产生启发。
▲第一次阅读的快乐
弯弯（以下简称弯）：我大概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已经很爱看漫画了。那时常常跑去漫画店，虽然没有零用钱，也没有花钱的概念，但在书店里把漫画翻来看去，直到被老板娘赶出来为止，那种偷翻以及你追我跑的过程，就是我最早、最单纯的快乐。像小叮当啦、鲁宾逊漂流记啦，这类通俗漫画，我都很喜欢。当时的漫画什幺都有，还有很多盗版书，色情的、暴力的，百无禁忌全都混在一起，感觉很自由。长大一点，我越来越迷漫画，甚至会背着妈妈偷藏漫画，故意穿很宽大的衣服“夹带入境”，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筒偷看。除了漫画，小学时到亲戚家里，第一次看到立体书，那时的惊艷到现在还忘不了。
詹宏志（以下简称詹）：这个题目对我比较不公平，因为我的“小时候”比较久（笑）。我只能讲几个我还能想得到的经验。记得快6 岁那年的某一天，我们家在半夜里从基隆搬迁到草屯。夜里我在睡梦中被摇醒，父亲带着家里几个小孩一起搭火车，我只记得手上抓着一本漫画，看得很高兴，但是在火车上看啊看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这本漫画不见了，我伤心了好几天。后来回想，甚至连书名我都失去印象，我希望我能够记得更清楚，很想知道那时读的是哪一本。
再来就是小学一或二年级，那时候联合副刊下方有一小块给儿童看的专栏，记得那时有一个“林叔叔讲故事”的单元我很喜欢，多年之后才知道那是林良写的。再来的记忆，就是学校里的《新生报》，我还记得每天下午等着看司马翎的《纤手驭龙》。为什幺呢？因为报纸张贴在墙上，上午贴这一面，下午才会翻到有司马翎的另一面，当时每天下午的期待是很快乐的。
弯：说到学校里的报纸，有一次我在《国语日报》看到一篇小狗流浪的故事，最后那只小狗死掉时，我眼泪都掉下来了。因为我自己也养过狗，所以感受特别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从书中接触到死亡的感伤。除了漫画，我最早读的小说应该是三毛吧，她的《撒哈拉的故事》，让我第一次从书里看到生活以外的世界，也开启从未有过的视野。例如书里提到沙漠地区女性洗澡的情形（用石头刮、还有怎幺个“灌进去再拉出来”之类），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有那幺多的惊奇。和漫画比较，读小说的快乐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文字是需要透过时间的思考和人物场景等画面的想像，才能读进心里去，至于看漫画的快乐嘛，有画面的喜怒哀乐就直接多囉。
▲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詹：回想起来，我们小时候没什幺功课压力，也不会有太多作业要写，尤其很多同学都住在山里，当时山上没有灯，老师如果出太多功课，大概隔天要打学生打到手软吧。我算是一个比较不喜欢出门的孩子，小时候有这幺多的时间，我都在家里东翻西找寻找可以阅读的东西，就这样在我家的楼梯底下，被我翻出一大叠的“宝藏”。我那个现在当图书馆馆长的姐姐，从小就有管理书报、分类收藏的习惯，她把整叠过期的《小学生杂志》、《联合报》都綑好堆在楼梯间，发现这些书报的时候我好开心，因为可以看到更多以前的“林叔叔说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终于了解自己为什幺常被认为是同辈中的怪咖，这大概跟我看了许多旧报纸很有关系。像当年高阳讲李后主故事的《少年游》、民国47～50年间的《风尘三侠》、007小说的漫画版，还有当时阅读的旧新闻，我想也许就是这些从小阅读的旧报纸，使得我的记忆比起同年龄的朋友早了好几年。
弯：以前我只要看到日历、月历或报纸的空白处，就一定会拿来涂鸦。比方月历上的数字“6”，我会把中间的圆圈圈想像成防空洞，把上方的斜线画成溜滑梯，然后我就有了一个数字儿童乐园。小学时加入学校图书社的社团，假日要到学校阅读、写心得报告，当时每次看到“文字”就很想拿笔在旁边画上我的“配图”，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插画，所以我很小就立志长大要当个插画家。
从小时候爱看漫画到现在，我完全是自发的，漫画看多了，就有自己画的渴望。刚开始都是模仿别人的画，连古早时候头上长一个包包的诸葛四郎也会被我拿来学着画，后来慢慢就会有自己的东西跟抒发的方式。没想到长大以后，这种兴趣让我从上班族变成专职作家，这就是完全没想到的发展囉。
詹：其实，说起来童年该玩的东西我也都玩得很彻底，一样也没有缺少过，但大概是为了“找下一个更好看的故事”，所以才会持续地阅读下去。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有了吸收一些没有故事的、知识性的需要。尤其上了高中，离开了文化贫乏的乡下，发现都会里有比我更早熟、读更多书、更有创作力的同侪，其中所受的冲击，让我的阅读变成“更想理解、占有这个知识”。当时在高中里，流行引用大师的话，例如“佛洛伊德曾经说…”，那除了是同侪间的知识碰撞，当然也有年轻人拿知识来装扮炫燿自己的一种虚荣。成长过程，我认为自己当时对全世界都好奇，阅读里面有着对世界自以为是的理解。
弯：现在的小朋友，有的6、7岁就已经有自己的blog了。我们在那个年纪时，不像现在的小孩那幺忙碌，当年我们看漫画，纯粹就是打发时间的娱乐，有时候也是为了跟朋友分享。到了高中，阅读漫画的乐趣变成了创作的动力，一些同学开始创作同人志，像格斗天王、太空战士这些电玩角色常常被我们拿来恶搞。记得当时火车站附近有一家影印店，里头有个地方让学生放自己的漫画作品，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文件夹，后头的空白页可以让同好写下心得，我们因此交到很多兴趣相同的朋友，也累积了不少创作经验。在还没有blog的年代，那家影印店的功能就像是现在网路社群的交流平台。
詹：确实，创作是阅读的一种形式。阅读会激发创作的欲望，创作的过程也会刺激你更多的阅读。我是一个“阅读成瘾”的人，读书不但带着人去看世界，也能从中学会面对世界的方式。我不一定会知道我在找什幺或我要什幺，但每当某个主题吸引了我，我就会不知不觉追溯这个主题一路读下来，直到理解了一个面貌。有些阅读是有目标性、计画性的，但有些就算没有明显的动机，它对人而言，还是一定有个隐藏的意义。阅读经过反刍与消化，会内化成为内在的成分，让你成为不同的人。跟与人接触比起来，我更喜欢从书里面找答案，每当我碰上什幺不懂的问题，总觉得这世上一定会有相关的书籍来解决我的困难。
▲给不爱读书的人的建议
弯：像詹先生的瘾一样，我也从读漫画跟画漫画当中上瘾，这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书为您解决困难、增长智慧，书也抒发了我的心情。至于不阅读的人，我觉得要看阅读是怎幺定义的，其实我认为不只是书，包括网路、报纸与传单等等，我们这一代的人，我周遭的朋友都有在阅读，我没有碰过真的从不读书的人，也无法想像他跟我们会有什幺不同。
詹：也许真是世代不同，我的经验倒是跟弯弯相反。当我回到家乡，很多到现在还是好朋友的同学、以前的邻居，有些人绝顶聪明，但他们都是不阅读的。也许是过去的年代，让他没有能力、或没有那种幸运去养成阅读的经验。阅读是许多人自我改良的方法，但是公平而论，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知识来源并不是靠阅读。要知道，读书无能“神圣化”，别的途径也能成佛。
这使我想起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一句话。那个时期，像梁启超啦、胡适等人都提出过国学书目，所以也有学生要求钱先生开书单，结果他说：“读书跟学佛一样，有万千法门，从入之道，未可一致”。也就是说，所谓“必读书目”难免有专断的嫌疑。
有意思的是，每个读书人都有一本启发他的书。像胡适曾捡到半本书，“不读犹可，一读不可收拾”，那本书叫做《水浒传》；钱穆先生则说过他的启蒙书是《三国演义》。启蒙的书好像多半不太是伟大的书籍，所以起点不高尚没关系，即使是靠看漫画来启蒙也没关系。
弯：我非常同意！有些漫画其实是很有深度的，尤其日本漫画的题材实在太广太厉害了，像料理啦、品酒啦，常常可以看到很实用的东西。
詹：我也常常看漫画哩，像《大使阁下的料理人》、《料理新鲜人》…
弯：怎幺都是吃的？
詹：啊，被发现了…（笑）。回到阅读的建议上，阅读其实也可说是一种资讯的吸收，我担心的是，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答案来得太快”的时代。过去的人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问题总会带在身上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去印证、有些要靠经验得到解答。而现在的年轻人，无论从网路、各种影音，乃至阅读，比较不会去质疑收到的讯息。我所担忧、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不要轻信眼前的答案，以及，有些事情不一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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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詹宏志先生
时间: 95.02.10 19:00~21:00
地点: 行天宫玄宫图书馆
詹先生对我来说是既熟悉又漠生，熟悉的是他写的生动文章，而漠生的是对他个人的认识。今天难得有机会亲临他的演讲，因此抱着满怀期待前往….
以下是我阅读讲演的心得:
1.以研究读书人经验分享阅读
詹先生首先引述朱熹的煎药及曾国藩的掘井概念做为今天的开场，读书的功能、读书的方法、读书的目的都在此有了诠释。反身回想自己，我对与曾国藩雷同，直到年纪一把，才深感老大徒伤悲。所以，只好在有限时间内有目标的学习，目前正努力有效的啃食中…。
2.捕手与投球–>老师与学生
他引喻作者如投球者，而读者为补手，两方在无声胜有声中相互激荡。这让我想到老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老师常期许若是学生能懂讲述60%就感到万幸，而学生则被及格分数追着跑，若今天学生追求知识能如玩魁地奇竞赛充满乐趣，那幺知识将不再是权利与义务的『标的物』，在教育场域的补手与投手也才有机会以真面目呈现。
3.取与舍
网路的世界扩增了求取知识的媒介，也让知识博大精更加显露。但，什幺是我们的要资料?如何善用所学将资料经由处理转为资讯?又如何发挥创造力将资讯内化后成为自己的一部份?取舍的艺术在阅读学习中一再展现!
听完了这场演讲，最感佩的是詹先生用自己的语法表现了自我对古人的解译，及永无止境的学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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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转型与学习之前，我先来讲件最近愉快的经验。
我在eBay网站上，用不到70美元的竞价（还包括运费），买到一套25卷75本的推理小说。在我过去的经验里，要买这样的书必须特地出国、并且到专门卖推理小说的书店才有可能买到。就算买到，依书稀罕的程度而有不同价格，一卷3本也都大概需要10到25美元不等。现在我能这幺便宜买到“我认为很值得买、且很不容易买齐”的书，让我感觉到：世界的商业体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除了上eBay，在深夜时间，我也习惯上网找一些资料。前一阵子，我帮一个朋友看一份讲稿，他希望我帮他看一篇关于伊斯兰教的讲稿，他怕对这方面不熟，会误解宗教的相关知识及冒犯人家。由于我对这方面也不熟悉，所以我就上网找伊斯兰教的相关资料，特别是去看所谓的“圣训”──就是先知说的话。现在回想起来，我一晚找到的资料，是过去得跑好几次图书馆的总合。今天透过简单的网路搜寻机制，就可轻易找到许多知识，而且更新速度很快，这代表我们取得、运用知识的过程，也有了大变化。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相较于以前，我们现在只要在适当的配备支援下，每个人的力量开始变得更强、变得更好；取得世界的服务更容易，采撷世界既有的知识也更容易。这样的进展，一部份是整个技术本身带来的力量，一部份是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进展并不是个人努力可以达成，而是整个社会的条件才能完成。现在不论是Internet的应用，还是加入WTO的需要，社会都传达了转型的讯息，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落后者。
我认为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来自“分散”与“个别”的需求。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3个重大意义──“集中”、“大量”与“无差异”。正因是集中、大量与无差异，才能带来生产效率与成本降低；而因为要大量，所以只能降低差异。举个例来说：为了大量生产衣服，所以只能将size分成36、37、38等，37.5的人只能适应37或38，否则你得买一件回来再请裁缝师修改。工业革命到后来，变成所有工作都被要求能集中大量生产（因为和成本有关），要量产，就必须降低差异才行，消费者没有太多选择。
资讯革命的出现，带来了翻转工业革命“大量、集中、无差异生产”的全新能力，企业开始能同时提供大量、便宜的产品；也可以提供差异和个别化的产品。以亚马逊为例，亚马逊分析每个人阅读、购买书籍的习惯，为你设置个人化专属网页，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现在成为可能，为什幺？因为力量来自于运算（computing）的能力与沟通成本的低廉（每增加一个新单位的成本为零）。
当商品和服务因为科技的运用而转向个人化，这时社会、企业与个人怎幺管理弹性、管理变化和管理不同需求，就成了所有现在转型压力的由来。
要管理弹性、变化和不同需求，它需要非常多的层次来完成的事。第一，它需要运用现有的资讯技术。但接下来你会意识到原本的组织设计并不适应现有技术；因为就算技术做到，但组织架构没有配合，仍然不行；再来你会发觉组织改了，但工作者不对，也没有用，这就牵涉到个人态度的改造。以每家公司都用得到的server（伺服器）为例，如果server可以工作24小时，可是公司规定下午6点人员一定下班，而且下班必须关电脑，那工作24小时的server，就变得没有意义。所以转型一开始的影响是技术改造，才有组织改造，最后才是个人改造。但意识到转型的压力却是相反的，亦即是从个人态度改造、组织改造、技术改造。
在企业转型上，台湾企业都面临一个转型的要求──全球化。这个浪潮是很清楚的，台湾逐渐进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里，使过去靠着封闭概念赚钱的企业，慢慢被看出它的侷限。譬如说，过去两、三年台湾的手机业者，由于从零开始，所以一开始发展都很惊人；但现在全台湾大概有2000万个门号，几乎是有嘴巴、可以讲话的人都有手机，这些公司的成长空间就一下子见底了，除非这个服务被使用的数量可以增加。这对业者是个灾难，所以它不得不去寄望GPRS的2.5G和3G，它不得不去考量整个服务的更新。这对所有大哥大的业者而言其实是很无奈的竞争。就是必须投入这幺多钱，但会不会被接受，会不会成功？不知道！这就是因为你做的是封闭性的竞争力，除非这个封闭性的竞争力有能力走出去。这就有了移动的压力。
面对全球化，台湾整个产业都面临到“移动的压力”。第一个是“位阶”的移动──必须从全球产业价值链里比较下面的位置往上面走，例如由制造跳到设计这一端；第二个是“地理”上的移动，从“工资较贵”的地方流到“工资较低”的地方；由“较小的市场”走到“较大的市场”。同时“概念”也在移动，从“重视成本效率”的概念，转成为“重视加值”的概念。企业的“角色”也会产生移动，过去我们都做“幕后”的角色，现在我们必须转成“半幕前”或是“幕前”。
对于企业来说，选择自己在整个世界分工体系的一个角色，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企业必须不停地重新定义自己与无止尽的重新再造，它必须保持知识和人才的流入与淘汰。这中间，更新和淘汰一样重要，你必须放弃某些知识和某些人。
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一直再造做例子。它们如此做，是因为最近报业市场减少吗？显然不是，因为看报的人还是以前一样那幺多。它们最近碰到的困难都是：目前它们的办报组织设计，和眼前世界比起来，整个都不对了。
报禁解除后，报纸经历了“从少变多”的过程，所以当时报社都设计成一个肥大、功能不分的组织，一家公司，同时包含工厂、编辑、物流等非常复杂的机制。
《联合报》有3000多人、《中国时报》有5000多人，这样的架构在当年有方便的必要；但现在看，却是没效率的代名词。对比香港最大的《苹果日报》、《东方日报》为例，它们的张数不比《联合报》、《中国时报》少，但它们人数只有900多人。如果以香港最赚钱的《南华早报》为例，它的组织人数只有600多人。再以TVBS来比，它拥有5个电视台，总人数也不超过1000个人，但邱复生（TVBS董事长）还觉得太多，因为相较于香港凤凰卫视台而言，凤凰卫视只有不超过100人的员工。
因为要求效率，新时代企业组织的核心人数变少了，但“少”，不是一个绝对值的概念，企业核心人数变少，但大部分业务是委外（outsourcing）的，是弹性应变的。如果《中国时报》、《联合报》员工能降到和香港同业一样的1000多人，它们一定是一个很赚钱的公司，因为它们的市场比香港还大。很不幸，它们当年的设计就是一份3000人员工的报纸。例如“厂报一家”──印刷工厂和报纸同一家老板这件事，全世界都已经没人这样做。要从3000多人变成1000多人，要有很大的决心，会碰到很多困难，也必须承担很大社会责任。它们不只要保持新的知识与新的人才，还必须有决心淘汰不适任的组织、知识与人才。而企业这样调整的压力，很快的会来到个人身上。
个人，正经历“工作机会分配”的社会大变化──某些工作机会增加中，但某些工作机会快速减少。很明显的，若你属于一般制造业的行业，你可以感觉到工作机会是在减少与消逝中。某一天，我听到一个call-in节目，有一个水泥工人打电话去抱怨说：以前国民党政府时代，水泥业一天工资可以有2千多块，而且还可以自己挑工作时间与地点，大家乐开奖时还不想去工作；但现在一个月只有10多天的工作机会，而且日薪降到1200元，已经有点无法养活自己，他觉得民进党政府要好好检讨一下。这件事在我看来，是有点冤枉两个党了，因为政府没办法改变趋势，全世界都一样。假使这行业现有的工作机会有10万个，但以后可能不超过1万个，这9万个人是在工作分配中消失了。例如像报社的校对工作已经消失了，这不是个人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现在写稿都用电脑，不透过检字工，他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了。
高技术性的劳动机会应该还是有的，像律师、会计师等的专业服务业的人才是会大量增加；但低阶服务业的人，例如像餐厅的服务人员，可能是大陆来的。而同时，即使你没失业，你原本的工作内容也会有改变，原本工作的名字一样，但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已经不一样了。例如现在记者绝不可能用手写稿，一定是用电脑，因为如果你不会，在应征时就不会录用你。亦即工作的知识、技能和要求是在变的，而且工作习惯和工作地点也会跟着改变。
看看我们身边，有些人工作地点愈来愈不可预测，随着公司的发展，你会随时需要具备机动能力，会到一个你想都没想过的地方去工作。那是因为你的工作要求、工作地点、工作机会的型态都在变化，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就需要有“转业转职”的准备，可能是职务、工作内容甚至是工作产业的变动，就像Nokia本来卖纸浆，现在卖通讯手机。
而你的工作内容、职位模糊的程度也会愈来愈高，因为工作会不断被重新定义，例如一个学电脑的人，被华尔街吸收去研发投资需要的软体和解决方案。开发的同时，他必须去了解股票这个产业，所以到最后，他一方面是电脑的人才，一方面也是投资的人才。愈来愈多的行业是需要两种专业以上混合的技能，所以也愈来愈多人是同时具备两种以上的技能。假如用体育的用语来比喻来说，就是“swing man”（全能人）会愈来愈多。在篮球方面。你可以打前锋、中锋、得分后卫等各种位置；在棒球上就是你可以是投手、外野手或游击手，你都有能力守这种位置。
既然时代对个人转型的需求这幺大，那我们该怎幺做个人转型？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EMBA现象。台湾现在提供EMBA或其它在职的课程，大概有1万个名额，平均录取率为10%，亦即有10万个人想要读EMBA的课程。但你一定知道，想上EMBA的，一定不只10万，因为每个EMBA都有一些资格限制，所以不是所有在职人员都有资格报考，亦即有更多人想要透过EMBA来学习，只不过资格不合。
这是很新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了个人普遍选择用“学习”这个策略，来面对转型的需要。通过学习，你才可以拥有更多知识、认识更多人和进到产业的圈子，学习是创造这些东西的途径。只不过EMBA不能完全解决台湾个人“想学习”的这件事：第一，EMBA供应名额太少；第二，EMBA要上好几十次，时间太长。所以看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概念，需要一个全新的基本技能。
有很多人对于e-learning的市场有很高的期待，这我当然也同意，但你光只是重视“e-learning”，是太小看“learning”这件事，因为透过电子化的技术或网路把learning这件事做成光碟或文字档等等，当然也是一个传输知识的好方法，但并不足以说明learning。因为他完全忽略“在网路上找寻各种东西的技能”，也是一种学习。
所以我要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下一个阶段所有的个人的基本技能，应该包括一种“书目式”的技能，或者我称之为“Propedia──分科百科”式的知识架构。
Propedia是个借用的字眼，在1979年，《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曾做一次大规模的改版。把百科全书分成三部分，分别是Micropedia（小百科）、Macropedia（大百科）、Propedia（分科百科）。在此之前，《大英百科全书》是从A到Z的词条式的学习主体，和字典一样。
为什幺要这样做？因为随着时代演进，某一个条目已经包含了很多的知识，大到让入门者感到很吃力。在还没有分科百科以前，假如我想知道“木星”这个字，我去查《大美百科全书》有3页，可是我只想知道最基本的－木星是第几颗行星？我必须看完3页，才知道我要的资讯在哪一个地方？所以我要的知识，有时是希望快速解答，但有时候也想要详细资讯。《大英百科全书》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它在Macropedia下有一个ready
reference（立即检索）。例如我要查木星，在大百科下就有木星的基本资料，与许许多多其他的目录，告诉你其他有关木星的详细资料的位置──亦即小百科书上的位置；大百科提供基本资料，小百科提供详细资料，这就是大英百科全书改版后的意义。
但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要的资料在哪一个领域，也不知道关键字词，所以它创出Propedia，让你藉由分科的“模糊检索”，检索出你要的资料在哪个领域，再指引你去大百科和小百科中，找到你要的知识。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书目式的学习技能，Internet就是这样一个学习工具。你可以藉由检索知道你要的资讯在哪里，要大方向就看标题，若对于相关资料仍有兴趣，可以藉由hyperlink（超连结）找到更详细的资料。网路的力量就是一种非系统性的力量，什幺都有。
所以你现在所需要的，不是“知道哪些事”；而是“知道这些事在哪里”就好了。所有的东西、知识都在，你只要知道它们在哪里就够了。你不需要特地去上课、读完多少学分才是学习。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要把主题百科式的知识架构，当作是一种基本技能；要把接触所有讯息，自助组成知识系统的习惯，变成一种能力，这才是无穷尽的学习，也才能应付各种转型需要的知识撷取速度。
这种能力，是即使唸完EMBA也做不到的。这个学习需要有能力用一种自己的架构，来处理非系统的东西，也只有这种非系统性的方法，才能进入这幺多大量的知识世界。
学习者必须适应：学习，不再是“从上而下”的学习──有一个人叫老师，而我们是学生，来向老师学习──而是各式各样的“从旁学习”。例如问你的同事，这个是什幺，要怎幺使用？或者是上网post文章，问哪里的鱿鱼羹好吃？可能全世界对这讯息知道的人，都会回覆给你。
而“向下学习”，是现在更重要的表征，因为新知识会从“新的学习者”那里诞生。每一个比你年轻的人进入职场，一定都带着更新的知识进来，所以必须练习向下学习这件事。
以后教育的要求就更不一样，我一直觉得以后教育的使命不是给他“多少知识”，而是给他多少“孤独学习的能力”。他如果学会，他可以自己教自己，那这个学习就做完了。如果你要教他东西，也都教不完。因为这个知识架构，糊里糊涂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架构。一个有意识想要学习的人，他现在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他能接触的东西和知识的来源，与过去相比都是大得无法想像，这就是我所认为──个人转型的新学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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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
台湾知名的经济犯罪“博达掏空案”爆发时，一时之间我有点看不懂那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恰巧当时要和公司的签证会计师开会，顺便就向他请教博达案里的几个关键。会计师解释说，博达案、或者其他类似的案子，关键都是私下做一些假的交易，冲高帐面上的营业额和获利，让股票市场的大众投资人误以为企业前途看好，竞相追逐，抬高了股价，大股东就从中套现获利。
但这许多假的交易如何能够不被发现？你出一批货物到海外的假公司，自己公司会出现一笔“应收帐款”，应收帐款累积多了，会计师查帐时也会疑心；博达案厉害的地方是，到了年底时，它以“应收帐款”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动作在帐面上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应收帐款会降低，一是公司现金存量会增加，两个结果都是公司的利多消息。这样的贷款通常只贷两三天，而且现金也被锁住不准动用（那是银行自保的条件），贷款的主要目的只是要使十二月三十一日结帐日的帐面起了变化，当会计师根据帐册向银行发函查帐时，银行回覆的户头里当日现金余额确实与帐面完全相符，会计师也就不疑有他。
多幺聪明的设计！会计师查帐时根据帐簿发函，他得到的对帐数字是正确的；“应收帐款”在正常时候是一项资产（你大部分是会收到钱的），拿它来抵押贷款也不无道理；银行也很小心，它只贷你两三天，并且要求你开帐户，冻结贷款现金直到还款，它不会有风险，却能赚到一笔高昂的利息；唯一有损失的，是因为误信财务报表显示的数字去投资的大众、或者因此放心与它往来的其他厂商。多幺精巧聪明的设计，但又多幺的伤天害理。会计师还告诉我，这些稀奇古怪的金融商品其实是外商银行推销给企业人士使用的，美其名是新兴金融工具，心术不定的人就被诱惑了。
不要再相信“读书的小孩不会变坏”了，今天，要做一个厉害的“坏人”，也必须很会读书。像上面说的这个经济犯罪的例子，每一个相关涉案的人，不管直接间接协助犯罪的，都必须是对金融实务和会计作业非常“有知识”的人，如果读书的小孩不会变坏，这些很会读书的坏人是哪里来的？
关于读书的“功用”，其实有许多迷思，经不起细细考究。譬如说“读书能变化气质”或“读书能陶冶性情”，这些话当然不无经验根据，我们遇见过若干气质不凡的人常常是读了点书的人；但颠倒过来的经验恐怕也不少，我们的确也会见到气质奇差的大学教授，或者另一个例子，当我发现在台湾国会里某些呰牙裂嘴骂街式的立法委员竟然也都有博士学位时，着实大吃一惊，因为形象与气质实在连结不起来。可见，读书和气质，有时相干有时不相干，端看“变化气质”的来源何者力量更大，以立法委员的例子来看，显然读书所变化的气质，并不如“选举文化”的影响来得大呀。
一切把读书“神圣化”的种种描述，我们都该保有一定的怀疑。譬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说法，通通值得重新检查。把读书活动神圣化的目的，可能在于鼓励人们读书或尊重知识的价值，本来也许不是坏的想法；但当这些想法被大众普遍相信认同进而“强化”成一种偏见，甚至倒过来成为刚起步的读书者、学习者的“压迫”时，这些偏见可就不好玩了。
当我还在乡下求学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农家小孩同学，他们静心读书的条件是很不利的。农村需要劳动力，他们放学之后就要牵牛、下田、喂猪、饲鸭，做不完的活，而有的同学家里既没有做功课的书桌，也没有点灯的电力，更不要说去那里寻找可以指点他们做功课的父母或兄姊。这些弱势最后显示成为在课业上的“落后”，或者成了自主读书的困难，但我没有从大部分老师那里听见同情的声音或看见帮助的行动，我听到的是指责他们的愚笨和懒惰，讥讽他们不是读书材料，甚至动辄飨以鞭笞与诅咒。
如今我回头想像那些不幸同学读书的“挫折经验”，读书活动被高悬的“神圣性”，或者成为高出其他一切的价值，有时候真的会成为弱势者不堪承受的压迫。这些小孩，读书虽然不顺利，他们有的体能绝佳能成为一流运动员，有的手艺精巧能成为工艺良匠，或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忠厚而勤劳能够成为有用的公民绝无疑问；甚至如果给予不一样的读书环境，他们是否还是读书弱势亦未可知。但在某种“万般皆下品”的观念里，读书成为他们抬不起头来的无情压迫。
把读书标示成至高无上的价值，固然是一种偏见；相信读书具有某种“俗世上”的价值，恐怕也是另一种偏见。我指的当然还不只是“求高学历，得高薪资”或者是“赢在起跑点上”那种明显的偏见。有一位我从前的上司总爱说：“我读书是为了赶上社会的变化，取得有用的知识。”
但人生问题从不曾“自我招供”它们所属的学科，它们不会说：“嘿，看着我，我是属于经济学的一种问题，你来解析我吧。”它们总是含糊笼统、声东击西、像雾又像花，知识如何对症下药、如何“有用”，可不是“投入产出”那幺简单，你想要跟上社会变化的脚步，了解问题的性质，那已经是无止境的追求，哪里是找本书来看那幺容易？
读书当然“有用”，但困难的是，你读书之前根本不知道它何时有用，譬如读一本《三国演义》，你怎幺知道它何时有用？以什幺方式有用？至于很多年后，你突然发现“读三国”可以“学管理”，你对管理突然心生独到的体会，那不是人生当中“可规划”（programmable）的事。我们确知，不读书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却不能确定，读了书就能发生这件事。“有用的读书”似乎就是“不可规划”的。事实上，我们不也都亲身看到一些例子，某些没有机会读很多书的人却有着一身的本事、和洞悉人情的惊人智慧？
读书并不比“不读书”高尚，读书也不一定比“不读书”有用，果真如此，读书岂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吗？我们又心知不是如此，但我们究竟要如何为读书进一有力的“辩护”？
Why read？Why we read？Why we love to read？读书本身一定有它自己的自足理由，不假他求，不需要以世俗的“有用”来交换，更不需要以先验的“神圣”来掩护，我们可以找到直接的好理由。让我来试试其中一个理由，譬如说，“读书防老”，这个理由你觉得如何呢…？
把读书行为“神圣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无益于读书风气的推广；把读书活动“功利化”（读书可以得到“有用的”知识），则有时候不能免于未见立即功效的失望，更无法激起对“不知何所用”的读书活动的热情。那我们究竟要靠什幺，来产生对读书活动的向往？
让我们就对读书活动先来做一番“田野调查”吧，看看伟大的读书家是从哪里得来那些永无休止的“激情动能”？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就曾讲到他积极追寻一本书的“第一次经验”，有一次，胡适无意在家中旧房拾获半本没有封面的旧书，不读犹可，一读不可收拾，发现实在太好看了，但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一本什幺书，也不知剩下的半本书该到哪里去找，夜里睡不着觉。他拿了书去问堂兄，堂兄告诉他那是《水浒传》，他才知道天下有这幺好看的小说，也开启他走进读书乐趣的大门。
我看到胡适的故事如此，钱穆的故事如此，其他读书家的故事也莫不如此。他们都是有过一个读书的“美好经验”，才启发他们寻找“下一本好看的书”的积极动机。而这些启蒙的“好看的书”，也很少是“圣人之书”；很少小孩一开始就被《论语》或《柏拉图对话录》感动的（我看中外读书家惟一的例外可能是约翰．穆勒，他童年得乐的书竟然是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倒是不少小孩在“诲淫诲盗”的闲书《红楼梦》或《水浒传》里找到了乐趣（或者现代西方人的例子，这本书可能会是《鲁宾逊漂流记》）。
这岂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某一种因缘际会，一个小孩（也有一些例子这个主人翁是个晚萌的大人）竟然读到了一本“好看的书”，且先不管这是一本什幺样的书，但那个“好看”的经验让小孩的心灵战栗、汗流浃背，他从来不知道读到一本好看的书是这样的“通体舒畅”。这个前所未有的经验像一万只蚂蚁啮咬他的胸臆，那本书的印象也在他脑海中盘旋不去，他渴望“再历”那样的经验，他想再找到一本书能带给他相同或相似的体验。他也许能很快又找到一本书，也许他要找很久，但他的动机是强烈的。
如果他够幸运，很快的他又得到某本书的美好经验，他几乎已经能够确定，只要他继续寻找书本，他就有可能不断得到那种经验。而在寻找书的过程，有些书他一开始不能轻易得到乐趣，他必须变化一种阅读的基础（或阅读的态度），才能重新与它沟通。这些大部分是孤独完成的经验，如果他有幸得到一个朋友或者师长给他建议或启发，那就是人生难得的际遇了。
读书像是游泳，你可能要学习一点“技能”，才能真正得到戏水弄波之乐。你当然也可以穿好泳衣，靠在池边，泡水消暑，但你只能看那些识得水性的游泳者在水中自由自在；读书有时候也一样，它也要你学会划水与换气，你必须先识得几个字，又有若干阅读经验，知道书有多种不同面貌，有的书分析事理，有的书叙述故事，你要用不一样的态度对待它们。
真正的读书乐趣，并不是因为读书活动的神圣性，也不来自拿学历考证照之类的功利性，那纯粹是心智的“快感经验”，你一旦得着它，你就上了瘾似地，每天要问：“还有吗？还有？”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天方夜谭》（或称《一千零一夜》）书中的“说故事皇后”的寓意，那位每晚说一个未完的故事、使得国王无法动手杀她的皇后，其实指的是人类无止尽求知欲的化身。故事没有说完，你就必须不断追寻下去，而这也是不可能完结的故事。
会读书的人是得到福气的，因为这一个“读书能懂”的能力是不会消失的，甚至有时候还会随着年龄而“进步”。
我们从前说“养儿防老”，你把心力投注在子女身上，你为他们付出一切，并且渴望这些子女未来能够“感恩图报”，也能为你付出孝心，你老年的退休生活有了保障。这种循环架构，使得养育子女看起来像是个“投资行为”。但这怎幺会是好的投资选择？
在没有“社会安全”的社会体系里，也许孝顺的子女是一种不得以、不可靠的“保障”。但在现代社会里，儿女的前途不可预料，他们有他们得要面对的世界与挑战，恐怕自身难保，再要照顾上一代，有时是力不从心了。现代的“理财观念”也主张我们要早做“退休准备”，通过即时的积蓄、理财、退休金制度等来“防老”，如果财务规划不足，整体社会也提供“老人年金”或其他社会救助，而不依靠不可靠的子女。
但“防老”那里只是物质面的事？每个人似乎也该想想老年生活的排遣。当我们自然老去，有很多与青春相关的嗜好、娱乐其实也跟着远去了。远行、冒险、登山、航海，似乎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事实上，我很早就有觉悟，我的年纪是已经不适合再做“有一天要登喜玛拉雅山”的梦想了。
“莳花种草，含饴弄孙”好像是很多人描绘的退休生活，但这个描述可能有点一厢情愿；弯腰掘土除草，通常要看你钙化老去的脊椎腰板答不答应；不沦为老奴的弄孙之乐，通常也得确保有孙，而且子孙都还在同一个城市才行，“全球化”的社会有时候是不给你方便的。
打麻将防老？听起来不坏，似有助于免于痴呆，但要确保有稳定的伙伴，不至于有缺一之憾。当然，在这个“线上麻将”的时代，肉身不在也还有化身（avatar），应该是不愁无牌可打的。
但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娱乐，岂不是更可向往？这就是读书之乐了。
当你年事已高，你已经不可能为某种“功利”目标而读书，你的功利事业已经完结，剩下的只是优雅地“打发时间”。你无需为考试而读书，没有人要考你；你更无需为前途而读书，你已经不要“前途”了。读书是否变化气质、是否陶冶性情，现在对你也缓不济急，你不需要变成另外一个时日无多的人了。现在，一切的读书只是愉悦，纯粹的愉悦，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愉悦。
如果年轻时花一点时间力气得到读书的技能，尝过读书的滋味，我们就会为老去的自己找到绝佳的“防老”之计。如果你有力气弯腰莳花、挺胸登山，那当然好，如果不能，坐在安乐椅上读书，总可以是不费力气的消遣。
但智力衰退，读了就忘怎幺办？这对不再需要考试的你也是好消息，你不需要再买新书了，每一本书读过就忘，就都是“新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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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可以做的规划有限，意外通常会比规划多，工作上需要很多技能，但哪些是关键要素，很难说明白。人生的考试没有范围，过去所会的事，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派上用场。只要能将兴趣发展到一定地步，总会有有用的一日。更者，对职涯最有用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对事情的正面态度，也就是勇气。勇于作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是最有用的能力。尤其学校所学的都东西，不可能用于一辈子的工作上，要学会孤独学习的能力。顺着工作的需要，不断面对问题及学习，最有用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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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似乎成了现代人一定要会的技能,然而何时让计算机进入孩子的生活,这就需要智慧了. PC home创办人詹宏志曾说:"小孩10岁前步要让他们碰计算机"他就是着眼于要让孩子养成读书的习惯(p.39)若没有逻辑推理,分类能力,即使透过网络找到许多数据,也不过是一堆没有连贯性的文字.纸本书籍就是在培养逻辑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旦习惯了快节奏的事物，要他静下来读书、做事，就很难了。因此孩子在十岁前，应先培养阅读习惯，有了这个能力，再让孩子玩电玩，才能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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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每次我读投资大师的书，当他们谈投资的时候，我读到他们的人生体会，而当他们谈人生道理的时候，我却处处读到他们投资的智慧…………为什幺投资大师说的话和心灵导师如此相似？也许因为所有的“成功者”都有一种洞悉世事人情的能力，他们对一切了然于胸，对世界一切因素的“连动性”有一种直觉式的理解，这使得他们看事情有一种通透的练达，道理也就一通百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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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第一个作用是“世界观”起了变化，第二个作用是人生轨迹起了变化，或者说人生的追求起了变化。读书很难因功利的目的而为，因为它太不准确，想学东却学到了西，想发财却悟了道，与功利本意全然不符；但读书本身却是高回报的投入，想得到一却得到了三，追求一个作用却附赠两个副作用，如果人生一回要过得丰富划算，读书恐怕是当中关键之所在。
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靠读书学会的。
或者可以说，I read therefore I will be。不是 I am，而是I will be。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否真能做到某件事，不过我总觉得没关系。所以我改行没有遇上太大困难，总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变成那个行业可以接受的人。我就像泡在水中的面包，甚幺都能吸收进去。念高中时我真的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读书的能力，好像甚幺奇怪的书我都想读，好像读着读着就跟作者有一种互通的感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有时候跟某一本书会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而我就好像特别柔软，怎样都能跟某本书有一种相和的感觉。不管是很严肃的、很轻盈的、文学的、理工的书，我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好像没有特别的原则。这种能力可以叫做角色的适应力吧，今天让你演一个老人，你就会做老人。每一本书可能都有一个假想的沟通条件跟对象，好像你很快就能掌握……扮演不同种类的角色，然后你就会意识到那本书要你扮演的位置，它希望你读书的姿态，然后把自己调整成可以接受它的状态。每一本书都是写来给某一种人读，没有一本书是想故意为难我们，任何一个作者都有一个假想读者的位置，我好像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位置。我后来就把这个能力当作一个很大的福气。
我看的书都没有用
我看书跟工作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我看的书都没有用！我很少在读一本书时会想象它的用途。对我来说，读书是抢来的时间，如果有一天我的shareholders vote against me，说我这个人不应该读书，不应该这样用掉他们的时间，我也没办法，只能辞职。身为一个管理企业的人，业余的时候做甚幺事他自己可以选择，有人会骑马，有人会打高尔夫球，我只希望要是没有妨碍工作的话，请给我一点时间读书。我现在读很坏的书也常常觉得有乐趣，看到很糟的电影也乐趣无穷，下一次说不定可以拿来当教材。不过有些书是读了会感到生气的，那些对他特别有期待的作者写了一些书会让我觉得生气。
读书是自己选择的，没有人逼迫我。读了之后，我也想知道到底他说了甚幺，他说的是不是我赞成或者是我需要的呢。我觉得一个人需要的书其实是很多的，有时候我们会一不小心倒向一种人文沙文主义，觉得只有较高人文价值的书才是好书。我自己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也看到很多人读书的困境。有些人没有能力读比较好的书，那是一个不幸，不是不道德，他没有像我们那幺幸运，读了会懂，他读了是没有乐趣的。如果他告诉你说他只能读言情小说，他已经尽了力，你不能说我们今天堕落一点，来读言情小说吧。因为大部份读书的行为本身已经隐藏了改良自己的动机在里面，读书绝对不是一个人最能够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径。如果我是一个农夫，我对书的需求可能就是看懂一本书，让我知道怎样接枝，怎样种花。如果有一个人有力气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你要有本事把这本书认出来，知道这本书的价值。个别的书有它特定的用途，有的书是写给农夫看，有的写给工匠看，每一本书都有它隐藏的企图，我们要有更大的宽容，要知道各种书对各种人的帮助，我们有这幺多的书存在一定有原因的。而一个人需要的书其实也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架构……我常常在读书的杂志或报纸版面里头看不到这种宽容，你不会花力气去评介一本很好的育儿宝典，可是一个人要是刚刚当了父母，他会多幺需要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有人能告诉他这本书比那本书好，是很重要的。就算一个饱学的大学者也不一定懂得育儿吧，要是他刚生了孩子，你猜他需不需要这种书呢？
我不管是读一本杂志，还是读一本书，仿佛都是在交朋友。什幺奇怪的书我都想读，好像读着读着就跟作者有一种互通的交流。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感觉的，有些人觉得有时候跟某一本书会有格格不入的感受；而我好像特别柔软，怎样都能跟一本书有一种相和的感觉。每一本书都是写给某一种人读的，没有一本书想故意为难我们，任何一个作者都预设了一个假想读者的位置，我好像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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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或许有一个新的阅读者，读得比我多，突然发现有些东西写错了，或者要用另一个东西来改写，这就是读书的特色。你所说的话都是等着被推翻的，总有比你更高明的人会看出别的东西来。这本来就是读书过程中辩证的过程，今天这样，明天进一步，后来又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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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先生最近在“好山好水读好书”的演讲，开章明义就说：我们通常在欣赏一幅画时，几乎只要一秒钟就可看到这幅画的主题，在下一秒以后就可以仔细来阅读画作的各项细部。可是读书就不同了，我们无法在一秒钟内看到一本书的整个情节，必须经过一页一页“基本劳动”的读，最后才能读完一本书。所以真正要读通一本书，必须再经过重读、再读，才能真正掌握到作者的布局与用意，在情节之外能更冷静的思考与探讨相关主题。
詹宏志先生以“重读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菜单、帐单与感情生活”为题，导读《福尔摩斯》，因为他早已阅读数遍这一套书，了解每个故事的破案情节，可以掌控全局，所以这次可以带领民众以另一角度探索侦探的经营模式与日常生活，让我们不只是看到一般读者所了解的破案方式，也能更加深刻体认侦探的生活，进入福尔摩斯的思考领域，并了解各家侦探的办案风格甚至收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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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并不是单属于某一个年龄群的事；
2. 终身学习已经渐渐成了现今社会的共识；
3. 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一生可能不只从事一种工作或行业；
4. 即使我们一生都在同一个工作或行业里，但每一种工作的内容也必须面临经常更新的情境…
过去我们常说新产品有它的生命周期，现在我们意识工作与行业也有生命周期，我们的知识与技能也有生命周期，而这周期正在缩短之中。当产品到达它的生命周期的末端时，我们做些什幺事？我们寻找创新的产品来创造新的生命周期，当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技到达生命周期的底端时，我们又该做什幺事？这就是我们需要终身教育或持续教育或不断教育的原因。
计算机闯进我们的生活与职场之后，最让我们看到学习革命的真义。没有人能把计算机学完的，计算机的使用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程；计算机本身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迹象（也许根本不会停止，而它正是计算机的本质），使用计算机的人也跟着得要不断随着它更新。学习计算机不会
只是一次，就像我们未来的教育生活不会只有一次或一个阶段。
对于永无止境的学习，我们应该感到痛苦还是感到高兴？我选择了高兴。学习是青春的表征，延长的学习延长了人们的年轻。新事物的学习本身就是霍桑小说中的“青春之泉”，对我这位逐渐老去的工作者而言，有什幺比这个还令人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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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本的优点在于数量多、速度快、意义广博；纸面文本的优点则在于正确性。但信息爆炸的年代，阅读的需求是更多的阅读、更快的阅读、更持续的阅读，纸面文本能担此大任吗？
阅读技能也产生了重大变革。读书可精读可略读，以精读来说，需要专注、耐性与隔绝性，就好像煎药、棒球的投捕手关系一般。至于略读，若要读很多书，可采取主题式的综合读法，以可携式书本如纸本与电子书的互动特性，由阅读一本书再延伸扩展许多书，而阅读许多书也可能指向同一个概念；所谓综合阅读的基础，即是链接电子文本的特长、知识馆藏的分工，以及知识遗产的集合。
数字时代，读书已经打破阅读结构，其所扮演的知识伴游和导览可能意义更大。面对因特网这样一个超大型的虚拟图书馆，因网络知识的非系统性，读者更需具备知识的架构；而面对网络讯息的无限数量，更需懂得撷取知识的方法，而非结论。我们应该向网络另一端的远方学习，向同辈学习，向陌生来源学习，向群体学习。
有知识的人走得远，无穷尽的学习，勇敢的走到陌生之地；勇敢的人走得远，世界很大，所以舞台很大。
詹宏志特别提到，传统学习方式的训练，使我们必须在孤独中摸索，书不会回答我们，所以必须学习自己去思考。虽然每个看同一本书的人，体会都不同，但是都能与作者达成一种内在关系，那种经验对学习者而言，是独特而珍贵的。所以即使他也承认计算机是美好的发明，也改变了人的生活，但是在使用上，他的态度比较谨慎；对于计算机是否足以“突破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他则持保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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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篇作品，我们读到了创造性，读同期若干作品，我们体会到作者的企图；读作家一生的全集，我们已经不是读到作品，而是拼凑出作家本人的精神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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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年短篇小说选 ( 编, 尔雅, 1981 )
盐铁论 ( 译写, 时报, 1981 )
大趋势 ( 译, 长河, 1983 )
两种文学心灵 ( 着,
皇冠, 1985 ) Two Types of Literary Mind
趋势索隐 ( 着,
远流, 1985 ) Trends Deciphered
创意人 ( 着,
天下, 1986 ; 麦田, 1996 ) Idea Man
趋势报告 ( 着,
远流, 1987 ) Trends Report
七十七年短篇小说选 ( 编, 尔雅, 1989 )
城市观察 ( 着,
远流, 1989 ) City Watch
城市人 ( 着,
天下, 1989 ; 麦田, 1996 ) A City
Language
阅读的反叛 ( 着,
远流, 1990 ) A Rebel of Reading
人生一瞬 (着,
马可孛罗 2006/10/25)
绿光往事 (着,
马可孛罗 2008/08/05) In Search of Lost Time
侦探研究 (着,
马可孛罗 2008/03/5) A Study in Detective
